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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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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2009-11-11 15:37: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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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  贺越明

    偶然在书店看到《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一书,翻了一下目录,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理由再简单不过,作者贾植芳曾与我有“一面之缘”,而书中“我的三朋五友”一辑,写到两位我熟识的师长,一是王中教授,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另一是潘世兹教授,虽然也在复旦大学,但从未教过我,却又有数年的交往。即便是为了看看贾先生如何写那两位我还算了解的前辈学者,也足以激起我购书的冲动了。

    与贾先生的“一面之缘”,实际上是一次偶然的路遇。记得大约是1986年夏季,我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门对面的教工食堂吃饭,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缓步走来。同行的女同事轻轻地说了声“贾植芳”,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脚步,与她聊了几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绍我:“系里的青年教师。对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乡。”我恭敬地叫了一声“贾先生”,没再言语。不知是听口音还是看外表,他断定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笑着以浓重的家乡口音说:“你是晋籍沪人,我是沪籍晋人。”我一听,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真是机敏,一句话就点出了我与他在籍贯意义上的异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

    贾植芳那年已七十岁,正是其一生中“夕阳无限好”的时光。他的大名,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起陷于缧绁十数年,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院系尽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经历却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1937年听闻卢沟桥事变毅然回国,带笔从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被监督劳动的日子。所以,他在这部自传体回忆录里,形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特殊岁月,是从“人”变成了“鬼”。换言之,是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打入了“另册”。

    可是谁能想到,在也成为“鬼”的同校教授潘世兹看来,贾植芳与他是有区别的。贾植芳在该书的《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在校印刷厂被管制期间与潘世兹的一段对话:

    有一次,他对我讲:“你的情况和我不同,你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我是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走。”我立即抗议道:“你别胡说,我只是个作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晓得我进步教授的身份。我进震旦中文系当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颇带点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这样的人对左翼作家怀有偏见,一概将他们视为“宣传人员”而非作家。他听了我的申辩,笑着说:“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见第368页)

    这一段文字,描摹出这两位学者在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定位,既有自我认识,也有彼此认知,可谓准确而传神!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拜识退休居家的潘世兹,并受托每月为他代领薪资,有机会多次登门,深感其晚年仍遗留极深的洋派人物印记。他出生于上海工部局高级华人帮办家庭,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前,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职业经历,都只是与英、美国家有关,而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无涉,因而他在建国初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就受波及,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人诬告欲与王造时、孙大雨成立“中华社会党”,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坐牢七年。不光是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还有思想信仰、学术志趣,他与贾植芳都无相近相似之处。即使同为“难友”,他对早被贴上“洋奴买办”、“帝国主义走狗”标签的身份颇有自知之明,确认身处社会阶层的最低层,并以“自惭形秽”的口吻道出了与贾植芳的彼此差异所在。的确,如果不是因为都被列入“另册”,又同在“文革”中发配到一个地方监督劳动,他们二位很可能不会来往,更不用说是无话不谈了。

    尽管贾植芳被潘世兹视为“共产党的宣传人员”,而他也自认是“左翼作家”、“进步教授”,但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另一位“另册”成员的王中教授眼中,竟又是迥然不同的定位!在《回忆王中》一文里,贾植芳描述了其与王中接触的切身感受:

    在干校里,他的身份跟我们还有所不同:他是革命干部,虽然划为右派,但是属于可以改正之列;我的身份却是“专政对象”,属于“敌我矛盾”的“反革命”之列……即使在“文革”当中,他已经也被打翻在地,却仍然以革命干部的观点看人,觉得他们当右派,乃是他们自己内部矛盾,和我们根本不同,我们是搞“反革命”的,觉得“我们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说冤枉,只有邓拓这些人才是冤枉的。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就形形色色,我们党怎么会弄错呢?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很正统的党员,而且有很强的优越感。(见第332页)

    这段文字,写的是贾植芳的内心感觉,而他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在人际关系上应会更敏感些。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印象里,王中确实与常见的学者不太一样,言谈举止有一股明显的官气,不怒自威。这不奇怪,他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入读山东大学外文系,但主要精力用于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加入了中共,以后长期从事兵运和新闻工作;1949年5月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参与接管新闻机构;1950年调到复旦大学,先后出任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等职,直至1957年中期因“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打成“右派”。以他的革命资历、高干级别以及所担任的各种职务,尤其是统战部长一职,无疑更似派来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这就使他身上难免具有浓重的政治优越感。但当自己也沦落为“鬼”时,还对其他的“鬼”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则只能视为气质、习惯使然了。不过,贾植芳在文中还写道:“一直到平反以后,他和我们在精神上还是有距离,觉得我们在精神上还是‘反革命’。”这一句,当是贾先生个人独特的感受,没有任何王中的言行可资佐证,让我读来多少有些疑惑:王中应该不至于那么冥顽不化啊!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光在新闻学术观点上很大胆、超前,就是平素谈吐所表露的观念也很开明、开放。也许因为彼此经历和身份颇不相类,他与贾先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怎么可能继续“在精神上”视后者为“反革命”呢?对这一忆述的准确性,我以为似可存疑。

    上世纪中叶后开始流传一句名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贾植芳、潘世兹和王中这三位和许多老学者一样,总体上都被归于“右”的一类,而且只有罪错大小之分,政治身份归属并无差异。可是,看到他们尽管身处“另册”的悲惨境地,各自的心里对彼此却有“不同”的定位,还能分出个三六九等,这就不能不使人惊怵和悲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浓雾笼罩下,先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斗革命“同路人”,再斗党内“走资派”,如此这般,大网一撒再撒,网眼越来越小,没有谁能逃脱落网的命运,而因为毕竟有前后之异,加上原本的出身和经历也有分别,便给“另册”中人带来了不同的心理影响和定位依据。显然,并非他们自己对社会等级有了新的发明和创见,而是这个社会曾经不断、反复、升级的“折腾”导致的政治分层,在他们之间锲入了“精确”得可怕而又荒诞的政治定位关系。

    设若不是恰好对王中、潘世兹这两位教授较为了解,我相信自己恐难解读贾植芳回忆录的上述有关文字;同时也可断言: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将不可能领悟这些文字蕴含的意义及语境了。潘世兹、王中和贾植芳,都先后过世了,其中以贾先生受难最早,吃苦最多,倒是最长寿的,享受了较长一段苦尽甘来的晚晴岁月。我想:升入天堂后,那里没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人都是平等的,除了先来后到外,彼此该不会再有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等级区分了吧!

——原载《书屋》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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