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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大师” 郑子瑜的现代文学情结  

2009-12-16 11:2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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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大师” 郑子瑜的现代文学情结
张  霖


    2008年6月30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郑子瑜在新加坡逝世。新加坡、香港、大陆的有关媒体纷纷发表纪念文章,称其为“汉学大师”〔1〕,以示悼念。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所从事研究,也担任过著名刊物《南洋学报》的主编,历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这位享誉已久的新加坡著名学者,以研究中国修辞学史和黄遵宪著称,出版有《人境庐丛考》、《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诗论与诗纪》、《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史》等。鉴于郑子瑜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海内外对他已展开很多的研究。大陆学者毛策的《汉学范例:郑子瑜学术研究》、《郑子瑜传稿》二书,对郑子瑜的生平和学术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描述。但遗憾的是,由于郑子瑜在中国修辞学史和黄遵宪的研究上影响深远,使得目前大家对郑子瑜学术的关注多集中在这两个领域。实际上,郑子瑜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在这一领域同样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郑子瑜自幼受到的是传统的文言文教育,但他从中学起就对新文学产生了兴趣。郑子瑜曾回忆,他在初中二年级时得到国文老师的启发,开始写作新诗、杂文和散文〔2〕。从此郑子瑜对新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了兴趣,并持之以恒,到四十岁左右就已成为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3〕。后来季羡林又称他为“学者兼文学家”〔4〕,主要也是针对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而言的。

一、郑子瑜与郁达夫

    1936年,郁达夫应日本各社团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后经台湾而西渡厦门。郑子瑜在厦门采访了郁达夫。郁达夫当时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联语即郁达夫《钓台题壁》中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郑子瑜此时已对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十分感兴趣,因为这层渊源,他更萌生收集和研究郁达夫诗词的想法。后来,他一直与郁达夫保持着联系,开始由简单地仰慕郁达夫的浪漫情怀,转变为敬重郁达夫的为人。郁达夫曾经在信中与他共勉:“社会破产,知识阶级没落,是一般现象。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骨头,为社会谋分寸进步耳。”〔5〕可见当时两人的交往已经比较深入。

    1945年,郁达夫在印尼被日寇杀害。郑子瑜哀痛之下,加紧编辑郁达夫的诗词集,并撰写序言评论郁达夫诗词的艺术价值,其中说道:

    达夫先生的诗,受黄仲则的影响甚深,而他的“辛酸”或尤甚于仲则。至其纵横的才华,潇洒飘逸的神韵,而尤非仲则所能及。自来批评家但责达夫颓废浪漫,却不知他在感伤凄厉之余,亦有严肃悲愤慷慨之致。〔6〕

    这个观点,郑子瑜一生未改。他编辑的《达夫诗词集》在广州宇宙风出版社出版后,于1957年在新加坡世界书局再版,但相关的文献收集工作则一直没有放弃。他在1961年撰写了《郁达夫遗诗的新发现》,1967年11月16日写了《郁达夫早年的诗》,又从香港《海光文艺》辑录了五十四首郁达夫的佚诗。后又写《郁达夫遗诗补录》,则根据黄苗子《行箧集》等又辑录了十六首〔7〕。可见,郑子瑜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长期关注并收集郁达夫的诗词,其中花费多少心血和毅力,自不待言。

    除了长时间的整理文献外,郑子瑜还写了三篇讨论郁达夫诗词的名文:《谈郁达夫的南游诗》、《论郁达夫的旧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分别研究郁达夫旧诗中的三个问题。郁达夫长期生活在南洋一带,所以他的生活和创作有许多与南洋相关者,《谈郁达夫的南游诗》一文便聚焦于郁达夫在南洋时期所写的旧诗,以期对郁达夫的相关事迹和情感作出较为深入的理解。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史上,本来就以纵情醇酒美人出名,他与王映霞的婚恋,在当时更是人尽皆知。1938年,在与王映霞长期的情感纠葛之后,郁达夫决定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暂时离开是非之地。在南游诗中,郑子瑜以为最“哀艳动人”的莫过于《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愁怀端赖曲生开,厚地高天酒一杯,
未必有情难遣此,本来无物却沾埃。
杨枝上马成驰骋,桃叶横江去不回,
醉死何须人荷锸,笑他刘阮是庸才。

    更有时代价值的,却是那些表达“兴亡之感”的诗篇,如《赠韩槐准先生》、《无题四首》其三等。郑子瑜指出,郁达夫骨子里“是一个意志消磨了的人,所以,他的诗篇,有时表现着磅礴的气概,有时却又无限的感伤和颓唐”〔8〕。《乱离杂诗》十一首,“是达夫先生生平最佳的诗作,用典切当,笔调清新,温情并茂。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更可以看出他在感伤凄楚之余,也有严肃、悲愤、慷慨之致。至各章所流露出来的家国之思,乡园之感,尤足以动人肺腑”〔9〕。

    南游,只是郁达夫生命中的一个特定过程,南游诗也只代表郁达夫诗作的一部分风格。于是在1962年,郑子瑜又写作了《论郁达夫的旧诗》,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郁达夫诗作的风格和特点。他觉得,郁达夫诗之所以动人,乃是因为诗中有一种特殊的“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这种情调则是由于郁达夫的:

    思想状态就经常陷于矛盾错综之中,一方面,他的感伤颓废蜕化而为一种隐遁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气质和爱国精神,却又不能使他真正地宁静下来,他不甘寂寞,对现实有着很大的愤懑。因此,就构成了他全部作品中间那种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了。〔10〕

    这种情调,郑子瑜以为可以举《钓台题壁》为例。诗云:“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自然是郁达夫的名篇,而这种“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不仅是郁达夫诗词的基本情调,也是郁达夫全部作品的基本情调。

二、郑子瑜与鲁迅、周作人

    郑子瑜对郁达夫的探究,全部集中在这位以新文学闻名的作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上,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郑子瑜个人的文学趣味。但是,他对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关注,就相对比较全面。郑子瑜受鲁迅影响极大,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就写有《悼鲁迅先生》,称鲁迅为“我们所最敬仰的鲁迅先生”〔11〕,之后又写有鲁迅生平考证的小文章〔12〕。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郑子瑜移居南洋后,就完成了对著名小说《阿Q正传》的注解:《〈阿Q正传〉郑笺》。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阿Q正传〉郑笺》的书稿寄给厦门大学的叶国庆,托叶转请郑振铎撰写序文并介绍出版,却很久没有下文。于是郑子瑜委托在上海的朋友前往查询,郑振铎说上海出版界正处于不景气的气氛中,一时不容易出版。后来郑子瑜去信表示愿意自费出版,郑振铎才回信慨允拨冗撰写序文。但是由于郑振铎社会活动繁多,作序之事一直被搁了下来,《〈阿Q正传〉郑笺》这部书稿也一直存放在他那里。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坠机身亡,从此书稿不知下落。“文革”后,一位名叫张印培的建筑工人在北京街头偶然购得《〈阿Q正传〉郑笺》原稿,于是按照书稿后面的地址寄给了厦门大学的叶国庆。此时叶已退休回漳州居住,厦门大学遂将书稿转寄漳州,叶收到后又将书稿寄还郑子瑜本人,后此书于1992年正式出版。此书虽历经劫难,终得面世,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阿Q正传》是鲁迅最为著名的小说,塑造了阿Q这个典型,深刻揭露国人的某些弱点。郑子瑜的“郑笺”主要对小说中涉及的大量典故和俚语进行了恰当而又深入的解释。这些解释除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阿Q正传》外,有时还能提醒我们注意到鲁迅行文中的不少错误。郑子瑜是著名的修辞学家,所以他习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待文艺作品,他认为《阿Q正传》中的某些文句出现了瑕疵。如小说第四章提到阿Q躺在土谷祠中回忆自己抚摸小尼姑的头皮,“耳朵里又听到”小尼姑骂他“断子绝孙”。郑子瑜认为应该是“仿佛”听到,而不是“听到”,这在修辞上是一个小小的过失〔13〕。

    郑子瑜还编纂了《鲁迅诗话》。在郑子瑜看来,鲁迅最大的成就是小说与杂文,但他的诗篇数虽然不多,确是卓越之作;所发表对于诗的意见,语虽寥寥,多是精辟的话。所以,他花费了不少心血完成《鲁迅诗话》一书,此书于1952年7月在香港大公书局初版,同年10月再版,1955年修订三版。该书共分三十五节,以传统诗话的方式,评论了鲁迅的诗歌和诗论。因为讨论了鲁迅不为人注意的一个方面,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

    郑子瑜更为关心的仍然是鲁迅的诗歌,他对鲁迅的诗——包括新诗、旧诗、译诗、散文诗——有一个整体的看法:

    先生却颇有遣词、排韵、炼句都值得称赞的新诗和译诗,也有纵横似苏轼,而谨严似少陵,措辞沉着,笔力雄大的旧诗在。此外,又有意境隽永的散文诗。〔14〕

    这是1952的结论。十年后的1962年4月24日,也就是刚刚写完《论郁达夫的旧诗》不久之后,郑子瑜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演讲,讲题为《论周氏兄弟的新诗》。作为新文学作家的鲁迅,他的诗歌创作有一个一直令人不解的现象,他的旧诗数量不少而且艺术造诣甚深,而他的新诗作品却仅有六首:《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知了》,这六首诗影响都不大,远不如他的散文诗《野草》脍炙人口。郑子瑜分析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二诗,发现诗歌的意象极佳,诗中的思想也与鲁迅后来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中所展现的是一脉相承的〔15〕。

    至于周作人,一向以散文名世,他的新诗数量也远比他的散文少,但功力深厚,成为新文学发展初期的珍品。如《小河》是一篇内容相当简朴的诗歌,描写了一条长年流淌着的小河,忽然被人先用土堤、后用石堰堵住了。于是积水难流,停蓄而成一股未发但可怕的力量。河岸两边的水稻和桑树,眼见情况危急,都很焦急;田里的草和蛤蟆,也都为即将来临的危险而叹气。这个时候,水还在围堰里乱转,而筑堰的人却已经不知所以。整首诗歌结束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忧闷气氛中,对于读者的精神,形成了一种沉重的、久远的压力”〔16〕。

    郑子瑜通过对这首诗的分析,认为周作人恰如诗中描写的害怕被卷没的桑、稻,被时代所抛弃,而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郑子瑜随后举周作人1927年所写的《泽泻集·自序》为证,来说明周作人叛徒性格和隐士性格集于一身的矛盾性格〔17〕。

    郑子瑜通过对鲁迅、周作人兄弟新诗的研究,不但想用他们的诗歌来探究他们的思想,其用意仍在于回答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他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鲁迅、周作人所写的诗歌:

    全然不受旧诗词的影响。当时,像胡适、刘复、刘大白等早期新诗人的作品,写来都像是缠足妇人刚刚放了脚,扭扭捏捏,走起路来,全不自然。

    尤其是:

    周作人的新诗,却如出天籁,一点也没有中国旧诗的气息。他根本摆脱了种种字法、句法以及声律上的旧镣铐,有时坚持不大用韵,走的是纯粹欧化的道路。〔18〕

    例如《过去的生命》就是全盘欧化的作品,全诗完全不用韵律,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周作人的新诗还有一些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如《对于小孩的祈祷》,这首诗所流露出来的情调,细致幽微,给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种清新和颖异之感。郑子瑜认为,鲁迅的诗歌,还只是不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而周作人的“欧美化和日本化,对于中国的新诗技巧,也提供了有力的暗示”〔19〕。

    在分析周氏兄弟新诗的时候,郑子瑜已经对通过分析诗歌来窥探他们的思想律动十分有兴趣,于是他随后完成了《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通过分析据事而发的“杂事诗”来推测鲁迅、周作人二人的思想。文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即“就早年的诗风来说,周作人的杂事诗和鲁迅的旧体诗原是非常相近的”〔20〕,如鲁迅的《别诸弟》三首及周作人的和作,里面充满的“阴郁的调子,也是息息相通的”〔21〕。“五四”以后,兄弟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阴郁”为基调的怅惘情怀、忧伤苦味,已然是周作人杂事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但鲁迅的旧诗却日益增添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英雄气概。这是一种有深度的比较,可以看出出身相同、早年气质相同的两个人如何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受到别林斯基诗论影响的郑子瑜看来,首先是时代,其次是个人的性格〔22〕。郑子瑜很反感很多人根据周作人后来的汉奸行为便一味指责其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从而抹杀他在不同时期的文艺上的贡献。

三、一些杂感

    综观郑子瑜一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注和研究,他无疑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郁达夫、鲁迅、周作人三位著名文人的诗歌上。作为一名久居新加坡且长期从事古典研究的汉学家,他的研究方法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

    第一,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郑子瑜做研究,一般都是先有文献的整理,然后再有论述。如先编辑《达夫诗词集》,然后再讨论郁达夫的诗词;先编纂《〈阿Q正传〉郑笺》、细致撰写条分缕析的《鲁迅诗话》,然后才有相关的讨论鲁迅及周作人的论文。这种重视原始材料收集的朴学工夫,原本就是乾嘉以来中国学者惯用的治学方法。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却是长期缺乏,近年来学界始大力倡导这种实证的学风,并已有一些成果面世。只是当我们看到郑子瑜这样的前辈研究者、在原始资料收集很困难的海外尚且如此重视文献工夫,便会意识到我们目前做得还很不够。

    第二,重视新文学家的旧体文学创作。郑子瑜的研究几乎都会给人填补空白的印象,这是他选择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充分重视的领域来耕耘。我们知道,“五四”以后的作家擅长写旧诗的很多,不提俞平伯、施蛰存、钱钟书等后来以学者名世的人,就是鲁迅、康白情、郭沫若、茅盾、田汉、郁达夫、叶圣陶等,也都擅长旧诗。郑子瑜出身旧学,对这些作品有着自然而然的接触和探讨。但对目前学界而言,如何理解这批白话文以外的作品,则必须上升到学理层面来认识。比如在现代性的潮流冲击下,传统的诗文词究竟如何写作?有无文体的焦虑?作家如何通过写作旧体诗词来面对和适应新世界的?写作旧诗词的新文学家又究竟在关心什么?当代学者在探讨新文学的传统时,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新文学的产生离不开晚清旧文学自身不断改革的努力。关于旧文学与新文学关系的问题,目前似乎只有朱文华教授著有《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给予专门论述。朱著对旧体诗寄予莫大的同情,总体立论上强调旧体诗必然而且已经衰落。如何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仍有待后来者努力。

注释:
    〔1〕陈可焜:《敬悼郑子瑜教授》,香港《文汇报》2008年7月26日,文中称郑子瑜为:“华裔大学问家、新加坡汉学大师。”

  〔2〕〔7〕郑子瑜《青鸟集》,香港编译社1968年版,第29~38、65~70页。

  〔3〕郑子瑜:《猿啸与鸡啼》,大公书局1955年版,第108~116页。

  〔4〕〔5〕〔6〕〔11〕〔12〕郑子瑜:《挑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127、126、47、48~49页。

  〔8〕〔9〕〔10〕〔15〕〔16〕〔17〕〔18〕〔19〕〔20〕〔21〕〔22〕郑子瑜:《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2、35、41、62~66、67、68~71、71~72、63~74、76、78、85~88页。

  〔13〕毛策:《郑子瑜传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3页。

  〔14〕郑子瑜:《鲁迅诗话序》,转引自《挑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原载《书屋》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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