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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  

2009-09-25 11:08: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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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
——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 黄  波

从王国维的一首悼亡诗说起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才子、开明派、渐进改革者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直隶(今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1882年,二十一岁时中举,进入仕途。端方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但最终化险为夷。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对慈禧也非常尊重。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川人胡延有《长安宫词》一百首,其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则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1〕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镇静,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带)等地的方面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判断”,而忽视去搜寻原始的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直到2007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海林教授的大作《端方与清末新政》,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张海林在书中列出了“端方在新政活动中的诸多‘第一’”,不妨引录几条以见端方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的成绩:1902年,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创立湖北幼稚园,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1902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清廷,建立湖北图书馆,此为湖北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1905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办湖南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派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留学生二十人赴日本学习,举办湖南历史上首次体育运动会;1907年,在两江总督任上,饬令南京各学堂举行运动会,此为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全城学生运动会,又创办江苏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创办南京最早的官办外语学校;1908年,创办两江最早的法政学校、商业职业学校……〔2〕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当时就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他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之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其实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为开先河者。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正如张海林教授所说:“如此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且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局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只可惜过去治中国宪政史的学人完全忽略了端方和《欧美政治要义》的存在,把赞赏、译介、阐释、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权利的功绩全部挂在了所谓‘弃传统而不顾’的激进留学生或革命家身上。”〔3〕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张海林教授的《端方与清末新政》主要取资于海外出版的端方文集和奏稿,不知何故,近代野史笔记中关于端方的材料均未采用。近人笔记中有一些对端方不利的说法,主要是称其“好货”。这一说法也许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端方也玩不起古董。不过晚清官场贿赂公行,端方作为一个有特殊嗜好的封疆大吏,未能洁身自好并不意外,也不应影响到对其作为政治家大节的评价。

要命的铁路

    1909年,四十八岁的两江总督端方被擢授直督总督。虽同为总督,但直隶总督在地方官员中排序第一,是所谓“疆臣之首”,端方眼看就将入阁为相参予枢要了,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政坛滑铁卢。

    此前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1909年清廷要筹办慈禧梓宫移陵。作为直隶总督的端方被任命为“山陵大差”,负责一切相关事宜。差事办完之后,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弹劾端方,说移陵过程中,有人持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又说风水墙内架设电线,“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端方因此被革职。

    照相,架设电线,无非都是想借助现代技术,把差事办得漂亮点。端方丢官,实在是无妄之灾。当时《大公报》就发表评论进行了辛辣嘲讽:“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属出人意料。由此推之,凡近来以摄影为纪念,以电机通言语者皆以不敬待之耳,否则何解于端方之革职?”端方解职由津晋京,天津官、绅、商、学各界特在车站搭棚恭送,《申报》报道称“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荒唐故事的背后是权力的争斗。据说李国杰找端方茬子的目的原就很不单纯,他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向“午帅年伯大人”致函一封,为自己和他人向两江总督任上的端方求过官职,而端方承允之后未曾践诺。加之端方升迁过速,又锋芒毕露,难免为人所忌。

    罢官后两年,即1911年5月,因著名洋务派、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廷起用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起复,野史上说是他不甘寂寞、多方运动的结果,而从他在私信中多次流露对这一任命的迷茫情绪看,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清廷之所以相中端方,实因为愈演愈烈的铁路风潮集中于南方,而“端方曾任湘、鄂两省督抚,两省士民甚有感情,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端方在湘、鄂两省督抚任上,确与地方绅民关系不错,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件事情牵涉利益甚巨,则感情云云往往又是靠不住的。而铁路风潮正是牵涉利益甚巨的一件麻烦事。

    铁路风潮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一种自然的政策转向。清政府认为,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铁路建设才会取得成效,而南方各省相当多的绅商则主张继续由民间自办,这样就产生了碰撞。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清政府的做法称为“卖国”,把以“商路亡,中国亡”为号召鼓动风潮的人们称为“爱国者”,未免忽略了情绪化的东西下面掩藏着的利益考量。

    铁路风潮牵涉多省,为什么唯独四川闹得最凶?原来,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而四川公司亏空的三百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盛宣怀拒绝的原因在于,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盛宣怀说: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买单?

    关于“保路运动”,大陆学者萧功秦先生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周锡瑞更早有精辟论断,他在《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4〕

    四川发起保路运动的绅商们,他们将自己的策略归纳为两句毫不含糊的话,即“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这颇有些像今日的“嘴里是主义,心里是生意”。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很正常,但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让人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使社会局势严重失控。

    端方对保路运动爆发后的复杂局面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曾多次谏言,要求朝廷废除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全面骚乱。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迟迟其行,显示了他对自己和国家命运的茫然。他也知道危机迫在眉睫,并力图用清廷官员罕有的柔软身段将其化解。随端方入川的幕僚后来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麋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家丁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5〕他又根据地方人士的申诉,向朝廷电奏:“查得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人民因蒲殿俊、罗纶等被拘赴辕请释,统领田征葵擅行枪毙街正、商民数十人,附近居民闻知,遂首裹白巾奔赴城下求情,又为枪毙数十人,以致众情愤激,……”电文中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借此取得和绅民谅解的动机跃然纸上。

    在革命风暴已经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负责弹压动乱的清廷大员,端方要面对的危机既是他个人的,也是清政府的。为了化解这两个层面的危机,可以说端方也竭尽了所能。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1911年11月13日,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十余日,他显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裹上华丽外衣的暴力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可惜,寻绎史料,又有一些意外的东西。

    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是这样叙述的,“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6〕

    除了《清代野记》,像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好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7〕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循所谓“普遍谴责”的情绪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中的任何暴力都能自动享有道德非议的豁免权,尤其是,当经历了一个个痛苦动荡的时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所谓“历史必然性”往往等于什么都没说,在很多时候,暴力实际上并无必要。

    可以认定,端方就是死在了毫无必要的暴力中。为什么说杀死端方毫无必要?首先,因其开明派的身份和在西方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杀死他不会给革命增添任何荣誉;其次,在资州如惊弓之鸟的端方,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革命采取对抗行动,于革命党人来说完全不存在威胁,野史中说,他甚至向乱兵表白自己并非满人,希望幸免的心理可见一斑。端方之所以不得不死,只与兵变者隐秘的内心有关,而和所谓爱国、革命等宏大符号关系甚微。

    端方死了,曾为其门下士的湖南人左全孝在祭文中抒发了他的不平和困惑,“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至于今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自然可以超越这种师生的私情,只需要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到底是端方,还是采取了“革命行动”、杀死端方的“爱国者”更有实质性的贡献?

    和历史上许多革命一样,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的确有不少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不能否认,一旦革命的飓风飙起,或主动参与,或被动裹挟进来的,并非都是天使。这也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家却长期陷入兵连祸结悲剧的一大关键。革命不一定要与道德亦步亦趋,但不受道德约束、全然失去敬畏的革命,终究会将人性之恶全部诱发出来。民国后中国社会的乱象,在端方之死的事件中已初现端倪。

   读了上面的文章,我们当能明白,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端方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实为情理之中的自然之举。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透露无遗了。

参考书目:
    〔1〕见《清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3〕〔5〕见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见(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见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见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原载《书屋》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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