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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二则  

2010-01-21 11:2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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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二则

刘法绥

 

中外绿帽子

 

记得有年春节晚会上,赵本山、高秀敏、范伟合演了一个小品。节目结束时,赵本山一面走向台侧,一面玩着手里的帽子,说:“送我的帽子还是绿的。”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全笑了。因为,“绿帽子”是啥意思,国人皆知。

“绿帽子”这个词儿,颇为不雅,故一般词典都不收入。“绿”,本是大自然昂扬生命的本色,怎么配上“帽子”就变成了骂人的话呢?

凡物稀则贵,多则贱。也许是因为绿色太普通、太常见,所以在帽子上染其色作为低贱职业的“工作服”。其发轫至少在西汉。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了一件颇具情趣的事,事情有关馆陶公主的私生活。馆陶公主是窦太后之女、汉景帝的姐姐、汉武帝的姑妈。她在丈夫、堂邑侯陈午死后即寡居。后来,她包养了一个十三岁的美少年董偃。董偃十八岁时,馆陶公主已五十余岁,两人同居了。揆之以当代流行语,董偃就是“家鸭”。他颇为神气,“出则执辔,入则侍内……号曰董君”。这可谓我国古代“富婆与少夫”之一例。汉武帝这人很有意思,得知此信息后,居然提出要见见姑妈的这位情夫。汉武帝很尊重姑妈,提要求时说“愿谒主人翁”。虽是亲侄儿,但是贵为天子,馆陶公主不得不听命,不得不尽人臣之礼,“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曰”之后,“之东厢自引东君”。董偃惶恐无状,着工作服来拜见皇上:“董君绿帻傅  (按,戴绿头巾,着袖套子),随主前,伏殿下”,随即自报身份:“馆陶公主庖人臣昧死再拜谒。”汉武帝其实就是见一见,把个老妻少夫吓了一身汗。请注意,“主人翁”这一长期流行于政治、文艺领域的词语,系汉武帝“御撰”,它的初始意思是“馆陶公主的老公”。

着帻者在西汉已是身份低贱的人。蔡邕《独断》引应劭《汉官仪》:“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帻染绿色,更为低贱。唐朝颜师古在《汉书·东方朔传》中“绿帻”作注曰:“绿帻,贱人之服也。”

董偃大约是我国古籍中第一个有名有姓有事迹的戴绿帽子的人。

唐朝时,如手下吏员违法,则主管官员要被“问责”,受到的惩处之一,是用绿布裹其头。到了元朝,绿帽子开始反映在家属关系上。《元典章》载中书省所上折子云:“娼妓穿着紫色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按,青头巾即绿头巾,《说文》:“绿,帛青黄色也。”)到了明朝,规定乐人用绿巾裹头;官府设妓院,隶属乐籍。推而广之,人们遂称妻子有婚外性行为之丈夫为戴绿头巾。清末郑志鸿《常语寻源》一书有“绿头巾”条,说:“《国宪家猷》: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倡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国宪家猷》笔者未曾谋面,所言春秋之史实亦不知是否可靠,但至少在清末,绿头巾之义已广泛为人所知,该词成为“常语”,则是可以肯定的。

英语亦有词汇“绿帽子”,甚至与男女之情也有一点关系。不过,这帽子是女人戴的。它源于1920年英国出版的一本畅销小说Green Hat(《绿帽子》),作者是原籍亚美尼亚的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位喜欢戴绿色时装帽、为人放荡不羁的潇洒女性,结局是因爱情而死。后来,小说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由嘉宝扮演戴绿帽子的女主角。一下子,在欧美,女性戴绿帽子者多多,颇有哥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饮誉文坛之时,男青年著维特自杀时的服装——“长靴、青色燕尾服、黄色背心”成风之势。

还可一提的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生前读的最后一本书就是《绿帽子》。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回忆:“我看到他(斯大林)在拼命寻找原因——寻找,然而没有找到。忽然间他会开始谴责那本‘罪恶的书’,她死前不久读过的一本书,当时十分流行的,迈克尔·阿伦的《绿帽子》。他认为这本书在她身上起了重大作用。”是不是书中戴绿帽子的女主人公之死启诱了斯大林的妻子而使她选择了开枪自杀?其心理,当时和现在均无法揣测。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若迈克尔·阿伦居住在原籍亚美尼亚的话,斯大林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

 

榆槐之误

 

俞平伯先生的书斋名“古槐书屋”。这当然是就地取材、因树名斋,与清人之寒松堂(魏象枢)、二十七松堂(廖燕)、紫竹山房(陈兆仑)、红榈书屋(孔继涵),今人之三松堂(冯友兰)等相同。而且,俞先生有几本书也与槐树有关,即著名的“三槐”:《古槐记梦》、《古槐书屋词》、《槐屋梦录》。所以,黄裳先生一篇记俞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古槐书屋》。

黄裳先生这篇文章收在《榆下说书》里。书名为什么叫“榆下”呢?该书《后记》说:“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原来,也是因树而名书。《榆下说书》是本颇受称赞的好书。舒芜先生说:“整个《榆下说书》,好也好在它善谈‘世道人心’,都是好杂文。”马茂元先生谈及书中一篇《关于柳如是》时说:“几笔就把一个柳如是写活了。真没想到,天下文章,竟可以写到这样活的!”(以上二例,均见舒芜《书与现实:谈〈榆下说书〉》。)

但黄裳先生很快就发现自己把树认错了。书出版后,他寄了一本给俞平伯先生。在附信中,他写道:“我家屋后的那株大树,被我一直当成了榆树的,后来发现好像并不是。”因为,他在几处发现相同的树,问园林工人,知道都不是榆树;又从苏州拙政园里树上钉的牌子上得知,树实为“枫杨”,还从园内游客口中得知,此树北方俗名“平柳燕”。俞先生很快复信了,原来俞先生有着同样的失误。信中感慨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诚非易事。”说自己也把树认错了,把榆树认作槐树,但俞先生“责己重以周,责人轻以约”,说:“若吾兄之误枫杨为榆,枫杨冷僻,固属无妨,弟之不辨榆槐则其事颇怪。”对于早年几本书以“槐”为名,则云“今不可复正矣”,深深地感到遗憾(黄裳《珠还集》)。

很有意思,两位大学者都把树认错了:一位把榆树认作槐树,一位把枫杨认作榆树。

文人学士不是专门家,误认“鸟兽草木”的事并不少见。就笔者所知,杨花柳絮不分,梅和蜡梅相混,自古及今多矣哉。以传世名句论,韩愈之“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把柳絮误作杨花;杨万里之“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初夏睡起》),把杨花误作柳絮。梅花和蜡梅是两码事,前者属蔷薇科,后者属蜡梅科。古人诗词中,咏梅花特多,咏蜡梅极少。

《论语》有云:“君子坦荡荡。”乾嘉大师阎百诗云:“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俞、黄二先生关于误认榆槐的通信,堪为文坛佳话。笔者读时,禁不住为二位先生虚怀若谷之气度、光风霁月之胸怀而逸兴遄飞,以为反映了他们的文品、人品。

小说家苏童多次描写过枫杨树,乃至笔下有“枫杨树乡村”,有一篇干脆题名《枫杨树山歌》。未见过枫杨树的人,不妨读读作家对它的直观描绘。

 

——原载《书屋》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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