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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满树花  

2010-01-21 11:08: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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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满树花

——忆陈乐民老师

赵  梅

 

陈乐民老师不以书画名,但作画、习墨、赋诗却是他一生的爱好。

以前在陈老师家的客厅,曾零星见到过他的几幅书法、画扇。这么集中地欣赏他的上百幅书画作品,还是第一次。

画如其人,诗如其人,字如其人。望着画卷上那远山下依稀的小桥、流水、古道,读着他用毛笔小楷写下的赠何方老人的诗句“山上一老松,人间一仙翁;手挥董狐笔,笔底八面风”,仿佛看见陈老师从画卷中缓缓走来:一件蓝色中式上衣、一副近视镜、一双黑布鞋、一根拐杖,还是那么智慧而博学,儒雅而朴素,宽厚而谦和。和蔼可亲的目光,如慈父一般。

 

 

陈乐民、资中筠夫妇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们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美国研究所,负责《美国研究》季刊的编辑工作。我于1991年到美国所工作时,资老师是美国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陈老师是欧洲研究所的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资老师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自己又是晚辈,但我们非常谈得来。因为和资老师的关系,我和陈老师的接触也多了起来。熟悉了,也就更加尊敬他了。

陈乐民老师是我国著名的欧洲问题专家,早年长期从事“民间外交”,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研究。

陈老师自幼习书法,童年入贾家花园普励小学习水彩画,十岁左右师从世交王仁山先生学中国画。“文革”期间无力顾及笔墨丹青,“文革”后他重拾画笔,于空闲时练书法,画国画。1992年到1995年,是他书画创作的高峰。此后,因肾衰透析,右臂不能正常持物,书画虽仍清秀隽永,但力道已不如从前。

清静恬淡,是陈老师的诗、书、画作品的一大特色。

陈老师的绘画作品多以中国山水画为主。我爱他的“临摹王石谷洞庭秋色图”长卷:青山翠柳,幽幽古道,小桥、流水、人家。我也爱他的“写朱熹诗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还爱“书并画王仲宣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我最爱他的“春日垂钓”扇面:“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陈老师的画中世界,永远是那么清、那么淡、那么悠远。

陈老师喜好书法,所书作品有些是自作,有些则是录前人诗文,以抒己之情怀。我最爱“书陆游《书巢记》”一篇,他写道:“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放翁如此,吾人当自警。”他以陆游自勉,勤奋治学,活到老,读书到老。后来,他把自己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约二十九万字的读书笔记,结集成册,以《书巢漫笔》为题出版。

每每看到他那气韵清雅又不失骨力的毛笔小楷,特别是“书孙髯公昆明大观楼长联”、“书贾谊《治安策》”扇面和“书杜甫《秋兴八首》赠律元荣休”等书法作品,用惯了电脑的我忍不住感叹:人怎么可能用毛笔写这么小的字?这需要何等的心境和耐力!

陈老师的书画非常本色,丝毫没有雕琢之痕迹。他写诗、作画、习书法,完全是兴之所至。他的书画作品朴实无华,浑然天成。也许是因为从未想过发表,他的颜料、画纸都很廉价,有些是从旧货摊上便宜购得,有时则用外孙女丫丫涂鸦剩下的废颜料。资老师说,在他走后,整理遗物时,发现家里随处可见他写的字、画的画。几张不起眼的废纸片上,就有他写的诗句、画的山水。

我特别喜欢他画的扇子,但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扇面印有“民航”字样。记得有一次我问他:“您这些扇面是为民航画的吗?”他告诉我,这些扇子是坐飞机时民航给乘客的赠品,他就拿来作画,不值钱的。

资老师和陈老师都曾和我谈起过陈老师的母亲——一位生长在旧社会的开明老太太。陈老师对书法、绘画的爱好便得益于她。陈老师曾回忆道,幼年时他喜欢拿起纸来乱画。母亲见此,便把每次买回茶叶的包装纸留给他涂抹,后来便带他去拜师邻居,学习山水画。看来,这“拿起纸来乱画”的嗜好,陪伴了陈老师一生。

陈老师说,他平生有两大兴趣,一是艺文方面,泛指文学艺术等;二是哲学。对中西艺术之异同,他有着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昭示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中国的艺术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特征,没有向昨天告别。

 

 

陈老师的画作不完全是中国山水,也有旅欧风情。作于1993年的“旅欧风情”和1994年的“萨尔斯堡窗景”,是他在欧洲访问期间的写生。烟雨蒙蒙、古城堡、教堂和层叠的绿树,雨中的萨尔斯堡好似白雪公主般的童话世界。画的是欧洲的景,笔法却是中国式的。他的画,像他对自己一生的描述一样,“两种异质文化都沾上一点边儿”,在中西之间。

陈老师写诗、作画、习书法,在出世情怀中充满入世的忧患。他的书画作品中,笔墨间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在民航扇面上录杜牧《阿房宫赋》尾、贾谊《治安策》首,表达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今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臣窃唯事势……可为长太息者六。”

陈老师做学问亦如此。他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但中国始终是他割不断的终极关怀。“看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是陈老师常说的话,也是他学问人生最真实的写照。无论是《欧洲文明扩张史》、《欧洲文明的进程》、《二十世纪的欧洲》,还是“欧洲观念”、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研究,陈老师的目光“须臾没有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系来看待的。在《欧洲文明的进程》的“再版自述”中,他写道:“我写‘欧洲文明’,意在引出对中国文明的关注和理解。”

“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是陈老师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也是他读书和写作时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在比较欧洲和中国两种文明的发展轨迹后,他发现,欧洲文明是辐射、扩散性的。从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历程而言,欧洲(特别是西欧)无疑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中国文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碰撞之前,是相对封闭的。前者后浪推前浪,一个世纪取代另一个世纪。后者则是朝代相因的“自我循环”,没有改掉与封建宗法专制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华帝国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里产生自己的“近代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同美国相比,欧洲“衰落”了,被“边缘化”了。那么,欧洲还剩下什么?在陈乐民老师看来,欧洲无与伦比的宝藏是它的历史文化,是从希腊、罗马、中古传至今日,永世不衰的哲学、文学、美学和历史学等。

自2008年起,《万象》杂志连续多期刊载陈先生与他的女婿、德裔巴黎第八大学历史学教授史博德关于欧洲公民社会和启蒙精神的对话。对话是陈老师提议的,目的在于“从他那里了解一个欧洲学者的看法,借以检验我的见解是不是有道理”。后来,女儿陈丰把翁婿间的对话结集成书,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关于话题的意义,陈老师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最近一段时期,在我国时常听到关于‘公民社会’的谈论,这种向往和期待,毫无疑问是持之有效的。我也非常认同。不过要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还是要到西欧近代社会史中去找线索,去发现社会的肌理。”

陈老师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无论是写书、作画,他想的、念的始终是他所挚爱的祖国。他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大多用在“做学问”上了。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他只弄明白了一个简明的道理,即他所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陈老师对历史情有独钟,他的书画作品也体现出这一点。无论是“书《大学》”长卷、“书《老子》全文”长卷、“书曹丕《论文》”、“录东坡《定风波》”、“书李白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云》”,还是“写东坡词意”画扇,没有深厚的历史和古诗文修养,是难以为书画的。

做学问,他也强调要有深厚的历史修养,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首先弄清楚它的历史,要论从史中来,无史难以言学。

记得有一次在欧洲所举办的有关“民主和平论”的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非常赞赏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做法,即历史系下设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他认为,虽然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与历史学不尽相同,但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历史,后者为前者提供研究依据和可资验证的材料。

2005年,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美国历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因为怕考不上,所以考前我并没告诉他们夫妇。得知我考上后,陈老师特别高兴,因为我选择从历史的视角探究美国。开学前,他送我两句话以相勉:多研究欧洲,多研究中国。言外之意是,别净盯着美国。

陈老师曾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十本书,其中半数以上是历史书。“我读书甚为驳杂,漫羡而无所归心;新书读得比较少,‘新潮’书几乎没有认真读过。下列十种‘旧’书可以说是对我的晚年思想和治学最有影响的;有一些成了我的‘案头书’”。在陈老师看来,孟子经常偷换概念,强词夺理,但《孟子》是了解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通孔”;徐光启是有明一代具有开放和开明眼光的“奇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开篇人物,因其皈依了天主教,他的科学功绩在历史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英国的自由风气早在欧陆之先,伏尔泰的《哲学通信》涉及彼时英国的宗教、政府、议会、文化以及培根、洛克、牛顿等人物,它表明伏尔泰在英国已被“启蒙”了,英国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常被轻视,《哲学通信》有助于了解欧洲这段的社会思想史;欲了解西方文明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演讲录》不可不读,它是从东方文明开篇的,主题是讲西欧文明。

陈老师承认自己对历史的独特情结。五十岁那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年后,他以“半百检讨”为题,写下了如下文字:“我有‘历史癖’,尤其偏好欧洲史……特别是欧洲的近代史多么紧密地与我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且一旦钻进西洋史堆里去,就又如堕入蛛网里一样,再也脱身不得了:每一断代史都有读不完的书。”

 

 

陈老师陶醉于书写的快乐,一生不用电脑。他与李慎之先生情谊笃深。2003年正值“非典”肆虐北京之时,李老师走了。陈老师写下《山高水远望斯人》一文,以表达哀思。他请我帮他用电脑打出来,然后复印五份,以便一稿多投。我忍不住笑他道:“我帮您打出来以后,您随便一稿几投,我帮您群发!”

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寄去怀念李慎之的文章……我不用电脑,看来这辈子也不会用了,无法‘与时俱进’了。”

信是用毛笔写的,因为做了多年透析,字写得有些歪斜,但还是那么清新淡雅。

1994年,李慎之把写就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交给我,想在《美国研究》上发表。考虑到文章的主题不是主要谈美国的,我把文章放在“随笔”栏目中发表。李慎之对此很恼怒,逢人便“批判”我。李慎之去世后,陈老师继续未竟的事业,继续批判我。在编辑部举办的《冷眼向洋》读书会上,陈老师的发言主要谈写文章,当然也不忘批判我。他反对学术八股,反对食洋不化、浮夸的文风。他说:“不要以为有注释就是学术文章。李慎之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是一篇很严肃的学术文章,就是因为没有注释,赵梅就把它放在‘随笔’栏,还用小字排!”

陈老师拒用电脑也成了北大课堂上的讨论话题。记得一次在钱乘旦老师课上讨论“现代化”的定义,一位湖北考来的同学说:“我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比如说陈乐民老师。他不用电脑,形式上不够现代化,但他的思想远远走在我们前面,他是启蒙者。”

陈老师非常随和,但有时也有点倔脾气。何方先生在《送别陈乐民》一文中,谈到他们与李慎之老师一同访美的趣事。那次美国之行,他们只去了一个景点参观,“主要是因为陈乐民没兴趣。我和李慎之多次去美,而他却是头次。动员他出去参观,他一概拒绝,说不如留在旅馆看看书”。我对此很不解,因为在我看来,陈老师既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非性格孤僻、不通情理之人。于是我便向资老师求证。资老师解释说,那次美国之行是他们两人初次一起工作,互相不了解。陈乐民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李慎之把他当成随团翻译,出门便让他带路。陈乐民是第一次去美国,哪里认识路呀。一次不慎带错了路,李慎之大为恼火。陈乐民也生气了,索性哪儿也不去,留在旅馆看书。旅美途中,他随身带着线装书,有空就拿出来看。李慎之见此,忍不住问何方:“他看得懂吗?”

陈老师非常平静地对待病痛与生死。1992年,他被诊断患有肾衰后,每周需要做透析。但病痛的折磨,从未使他停下笔、放下书。每次透析的时候,他都读书。透析期间,他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纪事》、陈寅恪的《论再生缘》、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朱自清的《序跋书评选》,等等。

在《山高水远望斯人》里,陈老师写了这样一段他与李慎之老师的对话:“他的问候很别致,完全是‘李慎之’式的,既不嘘寒问暖,也不说安慰的话,而是单刀直入地问:你只需告诉我,你将来会怎样死法?是像XX那样缓慢地死去?还是像XXX那样突发心脏病死去?我笑答:我大概属于前者。他也笑着说:行,我明白了。接着严肃地说:你的病比我严重得多,保重。”

录入这段文字的时候,泪水禁不住沾湿了我的眼眶。两位老人和蔼可亲的模样,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如今,他们都已驾鹤西去了。

 

 

陈老师淡泊名利,对年轻人却关爱有加。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记得有一年夏天,资老师去法国访问,临行前交代我陪陈老师见美国艾格尼丝斯科特学院(Agnes Scott College)院长玛丽·布洛克(Mary Bullock)夫妇,具体任务就是当司机、当耳朵、当通讯员。初次见面,我刚自报完姓名,陈老师就用英语说:“She is Zi Zhongyun’s student.”(她是资中筠的学生)。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and also my student.” (也是我的学生)。从此,我便成了他非正式的学生。那天,我们在一家上海小餐馆用餐。席间,他谈到了法国。他说法国人有两个“R”,即“休闲”(relax)和“革命”(revolution)。非此即彼,没有了休闲,就会起而革命。他很赞赏布洛克夫妇当时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儿子,后者曾在云南作过两年的环境志愿者,所做工作之一就是“尾随”那些随手乱扔垃圾的游人,把他们随地丢弃的垃圾拣到垃圾桶里。他还提到了茅于轼先生在乡村从事的扶贫纾困工作。

有一阵子,陈老师夫妇的家经常举办学术沙龙,参加的人大都是一些当时的“年轻学者”。我曾参加过一次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你一言、我一语,意犹未尽,饭桌上接着讨论。记得那次参加的“年轻学者”,如今很多已是功成名就的专家了。

虽然我是后学晚辈,但我们两家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学问、人生,还有家事、国事和天下事,无所不谈。他们家的外孙女丫丫和我的儿子家诚,也时常成为我们聊天的话题。无论是谈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还是家庭琐事,陈老师总是在一旁耐心地听,然后给我以建议。

陈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成长。得知我在北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法语后,他送我两本法文原著,一本是莫泊桑的《羊脂球》,另一本是法语语法初级读本。他说,学外语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小说,最好能一气呵成,这样语感就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在客厅和资老师聊天,遇上他做完透析刚回来,非常疲惫,打个招呼,就回房间休息了。可是,不一会儿,他从房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书,对我说:“借给你一本特别好的书,看完一定记着还给我。”我接过书来看,是求实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人权宣言》,收录了自1689年以来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英国权利法案》、《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美洲人权公约》等。他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本书是他花了二块八毛钱买来的。

2003年,教育部重新修订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我有幸参加了历史教科书美国史部分的编写工作。陈老师非常支持我参与此项工作,他认为需要有人从事公民教育。在写到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其与欧洲启蒙思想的关系时,我曾多次向他求教,他总是细心解答。

在北大就学期间,我特别喜欢上钱乘旦老师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课。多年从事美国研究的我,视野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阅读兴趣跟着钱老师从欧洲到印度,从非洲到中南美。每次见到陈老师,我都欣喜地把课堂心得与他分享。我告诉陈老师,我非常钦佩钱老师的学识,也喜欢他启发式的授课方法。每次,他都静静地听,脸上不时流露出赞赏的神情,然后告诉我该读哪些书、注意哪些问题。

陈老师时而有点冷幽默。记得那年学期结束时,我特别欣喜地告诉他,钱老师给我特别高的成绩时,他问我:“多少分?”我说:“九十四分!这在北大已经是特别高的分了!”他看着我,一脸愠怒,拄着拐杖,大声说道:“那六分呢?我们怎么了,扣我们那六分。哎,凭什么呀?不行,我得给钱乘旦打电话,我得找他去,问他凭什么扣我们那六分!”他讲这话时的那副模样,整个一个无理搅三分的“护犊子”。乍听他这一番话,我和资老师都愣住了,然后三人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陈老师送给我他写的每一本书。每本书的扉页,他都用毛笔端正地写着:“赵梅、毓钧贤伉俪惠存,陈乐民”,或是“毓钧、赵梅贤伉俪指正,陈乐民”。字是竖着写的,从右到左。

外孙女丫丫给陈老师的晚年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很陶醉于这绕膝之趣。有时,他在客厅看丫丫涂鸦,能看一下午也不觉得累。在他的字画、日记和随笔中,多次提到丫丫。2002年,在一幅题为“丫丫”的画中,他题字道:“有一天,丫丫两只小手捧着这张没画完的画说:这是山呀!我也要一张一样子的。爷爷说:画完了就给丫丫。丫丫说:好吧。今天,爷爷画完了。这山就是丫丫的了。这一年,丫丫四岁半,爷爷七十五岁半。”

我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在他们搬家前夕。他整理出一些法文书籍送给我。搬书时,他拿着绳子、剪刀和报纸,一边和我一起捆书,一边说:“看不懂的书,送给学法语或法国史的同学,你的法文程度还不能完全看懂这些书。只学历史,有点窄,还要关注现实问题。”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陈老师生前常说,他最不喜欢死人麻烦活人。陈老师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

资老师说,她和陈老师各有一个心愿,她希望有一架三角钢琴,陈老师则是希望能有一张可以自由书画的大书桌,只是没有空间。2008年秋末,他们搬了到了芳古园二区,陈老师说这是他们最终落脚的地方。如今,三角琴有了,但大书桌却终于没来得及买。

春节过后,资老师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型追思会,请来三联友人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学生参加。在那里,只见桌上、墙上、床上挂满、摆满了陈老师的书画,还有一些没展开的画卷,卷起来放在书柜里,插在卷轴筒里。资老师演奏了肖邦、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和张肖虎等作曲家的十多首钢琴曲。那纯净与清澈的琴声,饱含着对陈老师无尽的思念。

满树花开,岁岁年年。陈老师走了,走得那么轻,那么淡。走得愈远,思念也就愈深、愈切。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那韵味如歌、境界如诗的书画世界里。

 

——原载《书屋》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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