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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2010-05-21 08:49: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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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籍贯湖南益阳的叶紫(原名余鹤林)堪称青年作家中一颗熠熠闪亮的新星。他得到鲁迅、茅盾等文坛前辈的赞赏、提携,也被不同政治立场者认可。京派文人李健吾在著名的《咀华二集》中辟叶紫评论专章,形容其创作体现了“一种精神的拔山倒海的力量海洋”、“赤裸裸的力,一种坚韧的生命之力”。然而,新星终成陨落的流星,1939年10月,叶紫因肺痨在故乡逝世,年仅二十九岁。

用“千古文章未尽才”来形容叶紫可能有点夸张,他的文学生涯不过七八年,虽有《丰收》、《星》等作品传世,一直苦心酝酿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未及完成,甚至残篇也散佚无踪。但不可否认,叶紫短暂的文学生涯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带来新气息,并以不多的文字预示着可能开启的宏大格局。

叶紫小说以洞庭湖畔农民的苦难、斗争为主要题材,散文、书信、日记等也多见贫病、创痛之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契合“阶级斗争”、契合“革命”的文学书写,令叶紫成为左翼文学新星,被推崇为描写农民革命的“进步作家”。然而,远去战乱流离的残酷、避开意识形态式的表彰,叶紫文学所呈现的人性、人情仍持久激发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那是与时代激荡的个体生命,是跃动在革命图景中的个人灵魂。

 

一、个人与朝代遇合的“丰收”

 

1933年6月叶紫的《丰收》刊登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之前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茅盾偶然读到这个后辈小子的文字,赞为“精心结构的佳作”。当时不少文艺刊物、报纸副刊,如《现代》、《第一线》、《清华周刊》、《申报·自由谈》、《时事新报·青光》等,竞相登载关于《丰收》的评论。《丰收》后来收入同名小说集出版,鲁迅更亲自作序。可以说,《丰收》让叶紫一举成名。为什么叶紫初出茅庐能获得如此关注,仅仅因为《丰收》作为“战斗的文艺”迎合了当时流行的文学工具论么?

回望叶紫的“丰收”成名,首先得了解三十年代的文坛格局。经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后,“左翼文学”以新锐姿态在文坛崛起,随着“左联”成立更加呈现出独占鳌头的气势。“革命”旗帜之下聚集了大批文人,尤其是热情、单纯的青年作家——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等——都属星光闪耀的“新生代”。然而,左翼青年一代基本受“五四”文学传统的熏陶哺育,生命经验也相对单薄。他们通过文字想象“革命”,往往呈现为一个个感伤、浪漫的知识分子形象。蒋光慈《野祭》、《菊芬》的男主人公倾慕、迷惑于美丽异性,要从她们身上获得彻悟革命的契机;洪灵菲《流亡》中的霍之远不满足酒精、女色的麻醉,要从革命获得冒险的生命刺激;胡也频《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中的革命意识犹如符咒,可以俘获异性的心;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也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的飘落的黄叶的一个人”。左翼文学阵营纵有咄咄逼人的理论优势,但“小资产阶级的颓废青年”毕竟不能代表革命文学,面对“第三种人”的“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之责以及梁实秋等的文学人性论,左翼阵营未免有拿不出创作“货色”的尴尬。谁能描写大众革命,谁能写出反抗的“力”?

叶紫的《丰收》可说应运而生。《丰收》以洞庭湖畔农民生活为题材,以1933年中国农村的“丰收成灾”为历史背景,反映农民千辛万苦抗争水灾、旱魃却落不下一颗粮食的悲惨境遇。小说突破了一般青年创作流行的感伤风格,描写对象转向底层民众,正是左翼文坛所急需的。难能可贵的是,《丰收》并非革命理论的传声筒,而是一方面描绘洞庭湖畔的乡土风貌,一方面细致、合理地写出农民被“逼上梁山”的心理过程。在文学水准上,远超丁玲那篇被誉为左翼“新小说”的《水》。放眼当时文坛,堪与茅盾刚刚发表的《春蚕》、《秋收》比肩。然而,叶紫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后辈,并且首次发表文学作品,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艳”了。

《丰收》迎合了时代浪潮,却实在密切关联着作者本人的生活。如果说时代成全了叶紫,其实也是个人遭遇成全了叶紫。大革命改变了叶紫及叶紫一家的命运。北伐军攻克益阳后,叶紫的满叔余璜担任县农民协会会长,也把整个余氏家庭拉进了革命漩涡。叶紫的父亲当了农民协会秘书长,大姐出任当地女子联合会会长,二姐出任县女子联合会会长、共青团负责人。叶紫则在满叔劝说下前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读书。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湖南陷入白色恐怖,叶紫的红色家庭在劫难逃,五十二岁的父亲和十九岁的二姐被残杀示众,母亲则因“陪斩”精神失常,其他亲人亡命天涯不知去向。从此,叶紫流浪人世。当他历经沧桑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习作时,手中笔重千钧,必须“刻划着这个不平的人世,刻划这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丰收》中云普叔、立秋的原型是叶紫自己的老表叔父子。儿子确实领头抗租,被团防局抓去枪毙了。在文字世界中,叶紫不仅描绘了苦难的农民群体,也在追忆逝去的亲人。因为难以平复的伤痛,叶紫“简直像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叶紫”这个笔名也自有含义:“叶”沿用了祖母的姓氏,而“紫”是血的象征,他是从血泊中爬过来的人。

可以说,残酷的命运掐断了叶紫与“五四”浪漫主义的精神血脉,却促成了他创作上深沉抑郁的悲剧风格、反映社会底层大众的史诗风貌,正符合了三十年代文坛之大势。

 

二、为底层民众立言

 

《丰收》之后,叶紫正式进入文坛成为职业作家。“因了全家浴血着1927年的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的”。叶紫的绝大部分文字延续《丰收》的题材,从不同角度呈现底层诸相:严冬时节农民举家流浪乞讨、倒毙街头;老百姓被无辜残杀、却被标榜为剿匪的功勋,甚至被杀还得上交犒劳刽子手的“刀手费”;母亲为求自保将刚出生的婴儿抛入长江,父亲被欺骗愚弄到充当诱杀儿子的帮凶……惊心动魄之处真是“太平世界的奇闻”。

左翼文学兴起以来一直纠缠着一个核心问题:谁,以及如何能写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提倡者以为,知识分子只要获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自然就能写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在这一意识决定创作的简单思路下,出现了不少“标语口号”文学、“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文学。鲁迅提出他的忧虑:“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鲁迅、郁达夫等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中生长的、本身就是平民的作者才能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退一步来说,“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然而,三十年代初期左翼阵营的文学青年大多生活经历简单。他们早年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在求学或者阅读当中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苏俄留学归来,一生从事教育、写作的蒋光慈笔下为何有着那么多的“革命的浪漫谛克”。以泛滥的激情、以标语口号式文字塑造“突变”式英雄形象,别说不被读者接受,在左翼阵营内部也屡遭批判和清算。

叶紫的出现,回应了这个缠绕已久的核心问题。他是能够用文字书写、表达的知识者,但他又是“全家浴血着大革命”、亲身经历底层生活的人。在上海亭子间写作,叶紫调动了他生活辗转中“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从亡家到开始习作的五年,他一直过着流浪生活。从大都市到小都市、从小都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上海。怀着强烈的复仇心,他“不择手段”地学仙、练武,还投入地方军阀部队混成上等兵……受着关于亲人的记忆的折磨,又反复目睹、经历艰辛,叶紫终于从不经风雨的独生娇子转变为深味人世艰苦的不平者。文字的力量来自感同身受的悲悯和体察,而非生造的激情与兴奋:忠厚老实的云普叔摆下“打租饭”,一只鸡、一只鸭子、两碗肥肥的猪肉馋得他拖出一线一线的唾沫,却恭谦地、如上战场一般地服侍着老爷们进食;瞎眼的小姑娘和卖笑的母亲生活在开着雪花般芦苇的寥花洲,最喜欢听小笛子的声音;还有那个走街串巷卖香瓜子、有时给孙子带回几颗橘子糖的杨七公公,在遍地是黄金的上海活不下去,他终于在年关咽气了……

叶紫个人的苦难历练铸就了他为底层立言的文学品格,借用李健吾的话:“有人将牢牢记住叶紫。他成全了历史。在我们青年生活的记录上,他将占去一页。我们从他的小说看到的不仅是农人苦人,也许全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在血泪中凝定的灵魂。”

 

三、疾病、贫困和未尽的才华

 

因为肺病、因为上海陷入抗战的纷乱局势,1937年8月,叶紫携家小返湘。他生命中的最后的两年,伴随着延绵不断的疾病和贫困。由于肺痨毁坏了健康,叶紫不能再迅速地写稿谋生,主要靠朋友的周济在益阳兰溪老家生活。困境中,张天翼、旷达芳、陈企霞等友人纷纷伸出了热情的援手。陈企霞甚至穿上自己最威风的衣服替叶紫请地方头面人物吃饭,想为他获得多一点的照顾;张天翼、旷达芳收到叶紫的求助信,分别在他们主编的《观察日报》、《救亡日报》上向社会发起募捐。然而时当乱世,每个人的生活都惴惴不安,何况贫病交困的叶紫。友人的资助只能杯水车薪地偿还药钱、米钱,而依赖他人救济,又是如何的尴尬和刺激。

病中的叶紫时时想着写作,这不仅是赖以生活的职业,也是凝聚精神力量的必须。他最大的计划是撰写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在1936年就开始酝酿了:“我还准备在最近一两年内,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对那时候写下一部大的,纪念碑似的东西……”他也拟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的题目:《邂逅》、《自卫团》、《第六次入营》、《兄弟》……叶紫终于没有写出这些计划中的篇章,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日记、杂感连缀着他病中的生活,让我们窥见一个创作者生命中最后的艰难和坚持。

叹息叶紫,并不指向那些未及诞生、所以不免虚无的文字,主要基于他创作的成长趋势并由此显现的可能格局。《丰收》发表大概两年后,中篇小说《星》问世,它至今仍被认为是叶紫创作、乃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水准很高的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在大革命前后的湖南某地,小说的主人公、以贤德出名的梅春姐毅然决然地参加革命成为农村妇女协会的一员,并与农会副会长黄恋爱。然而,革命遭到旧势力反扑,黄牺牲了。在与黄生下的孩子病死后,梅春姐毅然决然地离开乡村,向天边闪亮的北斗星的方向走去。

《星》还是描绘农民觉醒、反抗的题材,但与叶紫大多数风格峻急、迫切,展现截然阶级对立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努力开掘底层人物的心理世界、尝试立体化地呈现乡村生活,实现了审美与政治的融合。在这里,农民的形象变得多层次化。陈德隆这种赌博、酗酒并殴打妻子的农民,磨光了梭镖投奔革命;风流成性、爱用燕山花涂红脸孔的柳大娘当上了妇女会的干事。当村中的女人们因被剪头发而痛哭流涕,当全体村民因风闻“公妻”、“裸体游乡大会”等谣言而惊恐不安,叶紫写出了“革命”进入底层民众生活时的复杂面貌、写出了革命图景中的自然人性内容。

在主人公梅春姐那里,革命动力不仅来自阶级对立、仇恨,尤其关涉个人的感性与欲望。村里刚刚掀起革命风潮,其他人还在犹豫猜疑,梅春姐头一个挺身迎上。饱受丈夫的虐待,她本以为自己“已经一半埋到土里”、“永远看不见太阳”。然而,革命不仅解放了她的肉体磨难,还满足了她被掩藏、被压抑的精神渴望。终于,她名正言顺地与长着一双漂亮的、如同星光般眼睛的爱人结合,成为村里积极而风光的革命者。谁说北斗星只象征革命的方向?在小说结尾,失去爱情、失去孩子的梅春姐也从北斗星的光亮中依稀看见了微红、丰润的情人的笑容,于是她集聚力气去追寻“明天的太阳”。个人与阶级、生命渴求与革命斗争的双重关涉,叶紫写就了底层抗争的丰富性和开放性。

《星》之后,叶紫的中篇小说《菱》只写成开头一章,那乡下人月下采菱的优美在有限的文字里已经呼之欲出。叶紫逐渐地成熟了,他努力从激烈的情感中挣脱出来,辛勤、刻苦地学习技艺,逐步把握着文字的余裕与节奏。正如当年的评论者曾惊于叶紫创作系列的进步:“还有比这更可痛惜的?死带走了最好的部分。”

 

——原载《书屋》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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