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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沈从文  

2010-07-22 16:42: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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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沈从文

文洁若

 

今年是沈从文逝世二十二周年。1988年5月10日,他在北京驾鹤西去,12日,萧乾写了一篇《没齿难忘——悼沈从文老师》,刊载在15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上。文中有这样几段话:“听到从文先生的噩耗,我万分悲恸。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界的损失……他做什么都出色,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一颗忠诚的心。”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八个月时间(1937年至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下面分三个阶段来看萧乾与沈从文的关系。

 

一、1930—1949

 

1929年秋,萧乾进了不需要文凭的燕大国文专修班。那一年,他旁听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字今甫)的“现代文学”课。经杨老师介绍,他于1930年结识了沈从文,后来称沈为“师父”。课余,他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办了八期英文刊物《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负责其中介绍当代文学部分。他佩服沈从文的学问文章,以《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为题,发表了一篇访问记,称沈是“中国伟大的讽刺幽默作家”。

1933年10月,沈从文将萧乾的短篇小说《蚕》刊登在《大公报·文艺》上。“绝顶聪明的小姐”(沈从文语)林徽因很喜欢此作,邀萧乾到她家去吃茶。1996年他借着回顾这件往事,来说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前辈是怎样不遗余力地鼓励青年的。两年后,由于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向《大公报》总经理胡霖推荐了萧乾,他大学刚毕业就到天津去编《大公报》副刊。

我手头有一张沈从文与萧乾、曹禺、章靳以1936年的合影。沈从文比其他三人略大七八岁,也不过三十出头。他们个个生气勃勃,对前途充满信心。1990年,萧乾写了篇《啊,三十年代》,深情地记下了对那伟大的时代的感受。萧乾还珍藏着1935年陪同沈从文、张兆和伉俪以及张家四小姐充和游苏州天平山时,为他们拍下的照片。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送给李辉一张,在背面做了说明。这是沈、箫友谊的见证。

及至他旅英七年后,于1946年返回故土,几乎成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温克尔〔1〕,对这期间国内发生的变化感到十分隔膜。钱钟书曾说萧乾“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指的大概就是1947年5月5日刊载于《大公报》上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其中“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这三十七个字,闯了大祸。从此萧乾陷入泥潭,1979年2月1日的“关于萧乾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才使他真正解脱。

那篇社评并未署名。郭沫若恐怕做了周密充分的调查研究,十个月后才写了一篇《斥反动文艺》,“1948年2月10日脱稿”,今年是纪念它的六十二周年。此文刊在3月1日出版的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红黄蓝白黑这五种反动文艺中,萧乾被列为黑色的,然而他的遭遇比被郭沫若封为“桃红小生”的沈从文聊胜一筹。1949年8月底的一天,萧乾从香港搭乘“华安”轮,随地下党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10月,任外文局的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

1949年元月上旬,北大学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条巨幅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从教学楼上悬挂下来。还有一份大字报重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有关沈从文的段落,贴出来示众。当时,北京大学位于沙滩红楼,沈从文在该校中文系担任教授。他认为自己会遭到灭顶之灾,遂于3月9日试图用保险刀自杀。不巧,跟他相濡以沫十七载的爱妻张兆和已去华北大学学习,幸而她的堂弟张中和正好来串门儿,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得以脱险。3月20日,叶圣陶前来百般宽解沈从文。丁玲于6月8日下午从东北抵达北京,10日就前往沙滩中老胡同去看望沈从文。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7月19日闭幕后,丁玲在丈夫陈明和何其芳陪同下再一次登门造访,劝慰沈从文,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

 

二、1950—1977

 

1950年11月,为了向国外报道“土改”运动,萧乾赴湖南岳阳采访。是年2月沈从文到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十个月后毕业。1951年10月随工作组前往四川宜宾参加土改,半年后回京。1952年底,萧乾从外文局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1月,他住进了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的作协宿舍。1954年5月,我和他结婚,这时,沈从文已经从北京大学正式调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博物馆分给他的宿舍楼坐落在东堂子胡同东口,是三间北屋,说明单位待他不薄。两家相距不远,萧乾带我去看望过他和张三姐兆和。那是风调雨顺的日子,气氛和谐。沈从文的案头放着《边城》日译本,我自告奋勇,把译者序口译给他听。他神情凝重,显然,国外的评价在他心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1957年,风云突变,萧乾和沈从文的长子龙朱都被错划成右派。萧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了三年三个月,1961年6月,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做翻译工作。1964年6月,文化部党委宣布,摘掉萧的“右派”帽子。我们误以为熬出了头,还设家宴与沈从文、张兆和伉俪共度良辰,庆祝一番。岂料两年后,更大的灾难铺天盖地而来。这回轮到萧乾自寻短见了。幸而被好人及时发现,送到隆福医院,捡了一条命。

1969年9月底,文化部的工作人员“一锅端”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加上随后被赶下去的家属,共达六千多人。沈、张二位自不用说,我们一家四口全去了。沈因不能劳动,被分配到离老伴儿十公里外的双溪。1970年初,他从那里给萧乾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因血压常在二百,心脏又膨大,已不能劳动,多半躺在床上”。在“既无书可看”的情况下,写了一些抒发胸臆的五言诗,“试图在‘七言说唱文’和《三字经》之间,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看能不能把文白、新旧差距缩短,产生点什么有新意的东西”。他的《喜新晴》和《双溪大雪》二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在1970年10月17日致萧乾的另一封信中写道:“解放以来,凡事多得党和人民厚待,一切人过了廿年特别好日子,却做不了多少对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人生……近廿年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能免大错,已属万幸,哪里还能妄存非分之想,说什么‘壮志雄心’……一切工作都永远只抱着个学习实验态度,不存什么个人名利野心,因此直到如今,还能好好活下。”他在此信末尾劝萧乾“学习进步,工作积极,态度端正,少出差错”。

1972年初,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足,浑身浮肿,干校批准他回京治病,住在八次抄家后,仅余一间的东堂子胡同宿舍。入了夏季,张兆和也办了退休手续抵京。张兆和的单位(《人民文学》)在小羊宜宾胡同作协宿舍给她找了一间屋子。老夫老妻就这么安顿下来。

8月,我从干校请假回到阔别三年的北京,为儿子安排转学事。萧乾曾到武汉去看病,带回四盒孝感麻糖。他要我面交黄永玉、孙用各一盒,沈从文两盒。我叩门而入,发现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被埋在图书资料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舍不得耽误工夫,通常只到夫人那里去吃一顿饭,把其余两顿带回来,凑合着果腹。1973年2月,萧乾请探亲假回京治病(他在抢场时患上了冠心病)。当年7月间我被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给了萧乾与人合译《战争风云》(美国赫尔曼·沃尔普)的机会,他就有充足的理由不返回干校了。由于替沈从文张罗住房,引起误会,二人在1975年以后未再见面。

 

三、1978—2008

 

1979年8月,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邀请,与诗人毕朔望赴美参加三十年来海峡两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间首次交流活动。他见到了阔别经年的张充和。她的丈夫傅汉思(德裔美国人)开车送他到埃德加·斯诺的原配海伦·斯诺住的小屋去,三个人在昏暗的室内合影留念。

1980年10月27日,沈从文应邀赴美讲学,张兆和偕行。动身前,张三姐专程光临舍下,萧乾为老友写了几封介绍信。我感觉,沈、萧二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芥蒂了。我把张兆和送到公交车车站(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天坛南里)。

1999年2月11日萧乾去世。我派回来奔丧的老大送一套《萧乾文集》(十卷本)给张兆和。

2005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版《萧乾全集》问世,我把张中和的名字加在顾问的名单里。他是我的清华学长,不同系。第四卷里,加了一篇《吾师沈从文》。我写了两段附记。进入新世纪后,萧乾的老友、归侨陈布伦从漳州写给我这么一封信:“旅美记者李成君来信,说在网上读到湖南某杂志一篇文章,提及沈从文临终前交代不要让萧老参加他的葬礼,说萧乾在‘文革’中揭了沈云云。”萧乾在谢世十一天前搁笔的《吾师沈从文》中,有自我批评。1948年,他一度同意为《新路》编国际问题及文艺,还曾赴沈从文住处,邀他参加这份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沈断然拒绝了。1957年,萧乾又代表《文艺报》,鼓动沈老师鸣放。沈摇摇头,根本未搭理萧。倘若这两次跟着萧跑,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就不难想象了。

第五卷《生活回忆录》的最后一部分,是1986年9月在北威尔士的波特美朗半岛定稿的。他写我抄,效率很高。我把全文抄完后,他砍掉了三页一千二百字。当时还没有捐赠手稿的意识,我们一股脑儿将手稿扔进了垃圾箱。我留了个心眼儿,就把这三页抄稿收了起来。萧乾逝世后,傅光明在当年2月的《纵横》上发表《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故事报》(1999年4月8日)刊载了刘云的摘选,题目改为《师生之间的恩怨》。有些日期与事实有出入,于是我就把萧乾当初删掉的三页补进去,并在“本卷说明”中写道:“其中第六章第七节有十一段是根据遗稿补充的。”丁亚平最近告诉我,萧乾生前多次跟他谈及此事。李辉所著《和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有1992年萧乾送给李辉的一张照片。他在背面写道:“这是1935年我随沈从文、张兆和伉俪去苏联玩耍,我为他们拍的。”沈从文坐着,张兆和打着阳伞站在他后边,戴草帽的张允和伫立在姐姐左边。第四十二页的李辉、沈从文对话,说明沈从文已同意与萧乾和解:

 

李: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

沈:(沉吟了一会儿)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

李:你解放后幸好钻到故纸堆里才没有事,不然也跑不了。

 

李辉是1988年4月21日上午在沈家做这个采访的。那天下午,他就专程前来告诉萧乾这一喜讯。萧乾当然求之不得。李辉要出差,说好返回后就陪同萧乾前往。没有想到,“5月10日,他一故旧之女来访,言及其父的不幸遭遇,他心情激动,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于晚八时三十分在家中逝世,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历程”(引自《沈从文生平年表》,糜华菱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

今年是党的三中全会三十二周年。沈从文与萧乾的矛盾,是不正常的年月造成的,进入新时期,迎刃而解。沈从文逝世后,萧乾对《沈从文史诗》中译本的问世尽了绵力。作者金介甫(杰弗里·金克利)曾将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译成英文,译者符家钦是他的老友。我保存着作者金介甫和译者符家钦先后题赠给萧乾、文杰若的《沈从文史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7月版)。金介甫是中英文两种文字写的。他使用了with gratitude一词,以表示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萧乾的关怀。

沈从文先生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的。

 

注释:

〔1〕瑞普·凡·温克尔是华盛顿·欧文(1783—1859)所著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在山谷里一睡二十载,回来后老婆早已死去,时过境迁,无所适从。

 

——原载《书屋》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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