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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我的大学生活  

2010-07-22 16:49: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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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我的大学生活

——陈漱渝学术自传《苦舟》中的一章

陈漱渝

 

1957年8月,我收到了一份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寄来了一份南开团委和学生会的欢迎信——

 

亲爱的新伙伴:

让我们亲切地祝贺你,祝贺你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年代开始大学生活,祝贺你荣幸地来到祖国古老但又是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祝贺你在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中,顽强钻研,刻苦努力,攻下科学堡垒。

亲爱的新伙伴们!南开大学共青团的组织、学生会和全体同学在这里热烈的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巨大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后备军队伍,在国家规定的学习期间内,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在党、行政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把自己培养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掌握先进科学知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体魄健全的建设人才。

亲爱的新伙伴们!为了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国家迫切需要成千成万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党和政府对我们有着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战胜一切困难,顽强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衷心地欢迎你,欢迎你准时来校。

谨祝

旅途平安  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开大学委员会   

南   开   大   学   学   生   会   

              一九五七年八月日          

 

如实地说,我是稀里糊涂考入南开的。我自幼生活在苗汉杂居的湖南凤凰,中学时代读过《阿诗玛》、《百鸟衣》一类长篇叙事诗,又看了《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此很想将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中学毕业时才十六七岁,正是张开幻想翅膀的时期,完全没想过从事这种工作的艰苦性和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其次向往的职业是当记者,也是认为记者工作相当浪漫。当时考大学允许按顺序填写十二个志愿。我第一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是第三志愿。此外胡乱申报了一些其他院校。第十二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不愿意在家门口上大学,又不愿意当中学教师,所以拿湖南师院垫底。我以为,如果一、二志愿都泡汤,那就会被最后一个志愿接住。我确实没有想到会被第三志愿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最兴奋的是外祖父。他阅历深,见识广,知道南开大学创始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蒋廷黻、李济、汤用彤、竺可桢、范文澜、何廉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此任教,还培养了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和曹禺这样的戏剧家,所以他认为我能戴上南开大学的校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外祖父不仅向左邻右舍报告这一好消息,而且不顾年迈古稀,决定亲自把我送到学校报到。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中,从长沙乘粤汉线北上,必须在武昌下车,乘摆渡过长江到汉口换车,到北京后再转车,这才能到达天津。我们买的又是坐票,旅途劳顿可想而知。但外祖父一路上总是不停地向周边旅客介绍:“这是我的外孙,他考取了南开大学。”

进入南开大学校门,就有老同学来迎接新生。他们热情地把我的皮箱搬到第二宿舍,从此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我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马蹄湖。因为我早听说,南开地处天津西南的开洼地带——“南开洼”,以水为校园的一大特色,校名可能也是因此而来。在老图书馆的南面,我终于找到了一处呈马蹄状的莲池。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马蹄湖。”我不禁大失所望,因为在我这个南方人的心目中,湖就是陆地上聚积的大片水域,一望无涯,有如洞庭湖、鄱阳湖。而我眼前的这个马蹄湖,在我们老家至多只能称之为池塘。三十年代南开校园内细流环绕、小溪纵横的田园风光,此时已渺无遗痕。周末晚上,同学们自带板凳,到芝琴楼前的小操场上看电影,用一台小放映机放小拷贝,这也使我这个电影迷十分扫兴(直到1958年学校才从天津大光明戏院买来一台被淘汰的大放映机)。感到满意的是1957年下半年学校的伙食。食堂就在马蹄湖边的礼堂兼风雨操场,就餐前举起筷子,凑足八人就可以开吃,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每月的伙食标准是十二元五角,菜肴十分丰富,除了鸡鸭鱼肉之外,还有在南方罕见的大虾;主食也有多种多样。但好景不长,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伙食水平名副其实的每况愈下;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食不果腹了。

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学制是四年:预科一年半,本科两年半。我们赶上的是五年制,原本应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子去吮吸知识的琼浆。我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就是为我们这批人缺知少识开脱责任,颇受同龄读者的好评。

1957年入学以后,我们就赶上了给高年级的右派学生进行分类处理:或劳教,或开除,或留校监督改造;常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宣读右派学生的材料。我跟同窗学友张永安觉得乏味,溜出去看电影,被发现后受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极为严厉的批判。1958年学校开始停课用土法炼钢,还经常停课到学校北面一块被称为“西伯利亚”的空地去推车运土:推的车叫“轱辘马”,是日据时代遗留下的一种运输工具。为了灭“四害”,甚至还停课去逮苍蝇、挖蝇蛹。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特意去天津屠宰场,挖开掩埋猪下水的土坑,那里面成堆的蛹在蠕动,要多少有多少,成千上万的指标都能完成。

对我来说,1958年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那就是突击编写教材。我被分配编写《苏联文学史》,具体任务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诗歌,以及柯切托夫的小说(如《茹尔宾一家》)。组长孟伟哉,笔名小剑,当过志愿军,当时就是一位诗人。一部文学史,十天半个月必须写成,我们只好每天熬夜,有时就睡在拼起来的课桌上,夜以继日,连抄带编,最后在书稿上系一根红绸带,敲锣打鼓到党总支报喜。所幸那时粮食供应还颇充分,午夜能吃到糖三角、大油饼等夜宵,身体还能支撑住。

1959年,继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之后,天津鸿顺里也成为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我们班一位党员干部传达康生的讲话,说“超声波加人民公社等于共产主义”。我们文科生不知道什么叫超声波,就请物理系的同学在图书馆阅览室给我们讲一课。我记得那天会场大,听众多,又没有扩音器,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听不清讲了些什么。后来有无师自通的同学教导我:只消把自来水管截成四、五寸长的小段,把一端锤扁,从另一端往里面打气,喷射出来的气体里就会产生超声波。这种波比一般的声波传播速度快,效果十分奇妙:吹在棉桃上,棉桃就会变成西瓜那样大;吹在麦穗上,那麦穗就会沉甸甸,把麦秸给压断……总之,凡有超声波的地方,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就是凭着上面所说的这点物理知识,我被分配到了天津第二造纸厂参加技术革命。我所在的是搅拌车间,就是把废纸、破布、稻草之类原料掺上漂白粉倒进搅拌池,而后插入八到十个截断的自来水管,通过气泵拼命往里面打气,果然原料搅拌的时间缩短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写了一篇文章,叫《试论超声波在造纸工艺中的应用》,交给车间支部书记。记得书记在这篇文章首页加盖了一个印章:“绝密”,然后迅速锁进了保险柜。

1958年至1959年,同学们还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我们白天在工地战天斗地,用天津流行的“三句半”鼓舞士气,晚上就睡在帐篷里。那时全国开展新民歌运动,我们班与班、组与组之间也经常“赛诗”,每人每天都有一定写作指标。我们班王烈英同学写了四句诗:“锹不离手,歌不离口,不分昼夜,牵着龙走”,颇受好评,曾被《诗刊》选载。我也有四句诗被《天津青年报》选载,诗句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但当时收到了五角钱稿酬,却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第一次被排成铅字的文字。受到这一鼓舞,我后来在《天津日报》、《天津晚报》、河南《牡丹》杂志发表了十篇评论、小说、散文。这些文章就是我的“少作”,跟鲁迅所说的婴儿时代的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片一样。好像也是1959年,河北任丘县遭受水灾,淹死了不少耕牛。我们就到该县文安大洼去支农,像牛一样地拉耠子,拉犁,耕地补种粮食。

1960年之后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同学们吃饭顿时发生了问题。每餐都划卡领口粮。有一位高干子弟擅自涂改了粮卡,学校派人进中南海反映给他的父亲。据说那位首长勃然大怒,痛斥孩子一顿,甚至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还有一位学生预备党员,浑身浮肿,每早都等同学们吃完之后,用小勺从木桶缝里抠出一点剩粥吃,被认为是革命意志消退,取消了他的候补期。由于浮肿的同学与日俱增,学校用卡车运来了一些蛤蜊分给大家洗净蒸着吃,多少补充些营养;又储存了一些大白菜。有一次,有关领导带我们到食堂拜见一位大师傅,说他能用一颗大白菜做出几十种花样。同学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似乎在山穷水尽之时看到了柳暗花明。后来食堂真的用白菜梆子做成了“人造肉”,让我们在精神上解馋;又发明了一种双蒸法,即把蒸熟的米饭再蒸一遍,显得蓬蓬松松,吃起来有点吃爆米花的感觉。看到这种“双蒸饭”,精神上也会一度产生幻觉。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重干扰,而且很多学有专长的老师在那种氛围之下也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中文系的系主任李何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大意是反对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割裂。他认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有严重问题,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有人强迫他将这篇短文公开发表,然后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判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让李先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记得他在大礼堂向中文系师生作过一次自我批判。他自己提着暖壶,夹着一摞书,上台讲述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就像研究生论文答辩一样。李先生的思想方法也许有可议之处,但他的观点跟“修正主义”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学教授邢公畹也是名师,记得他出过一本学术散文《红河之月》。他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病来如山倒,我的脑袋疼得快爆炸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在脑袋上比划。原来他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执教回国,说过莫斯科大学校舍漏雨,有学生就着自来水啃面包,莫斯科街上的汽车也会压死人等“怪话”,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古汉语教授马汉麟,是北大名师游国恩的女婿。他用《论语》、《孟子》做教材,给我们讲古汉语的实词、虚词和语法。有一次讲到《论语·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马先生的本意是讲“诸”“之”等虚词的用法,但他朗诵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时,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结果遭到批判,说他是在兜售“待价而沽”的个人主义思想,要跟共产党讨价还价。教民间文学的华粹深教授,是评剧《秦香莲》的改编者,跟梅兰芳等名伶时有过从。他一生的主要藏品是戏曲唱片。华教授身体虚弱,好像有哮喘病,边讲课边大口喘气。他当时不能给我们讲授他所擅长的古代戏曲,只能讲“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一类儿歌民谣。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意砸烂了他珍藏的全部唱片。

南开的文科教师中还有两位知名学者,可惜我无缘聆听他们授业解惑。一位叫查良铮,我入学时他是图书馆馆长。位于马蹄湖北面老图书馆的墙上,张贴了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著名诗人,笔名叫做穆旦。另一位是许政扬,我读过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他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学生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当场晕厥。据说,他曾宣称他有三件宝:老婆、孩子、资料卡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就偏偏把他的卡片撕成碎末。这位学者觉得了无生趣,就在校园内的新开湖投水自尽了。

我五年的大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青年讲师宁宗一。他开设的课程是宋元文学。宁老师是旗人,说一口纯净的北京话,声调很有磁性;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又特别强,能用当时的“先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上他的课所记的笔记,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学术文章。在他的影响下,我对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源流变迁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套用苏联文艺理论家多宾撰写《论情节提炼》一书的模式,着手写一本《论三言二拍的题材提炼》。大学四、五年级时,我几乎花费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在图书馆翻检各种丛书、类书、笔记小说。耐心帮助我的是负责学生图书馆借阅的赵琳老师。这些笨重的古籍从取书到上架都十分费力,而每函我都只翻阅其中的有关部分,频繁地时借时还,但赵老师却没有丝毫地厌烦,使我至今感恩。毕业前夕,我终于完成了这篇长文,自不量力地投寄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没想到中华书局的责编居然认真审读了这部书稿,复函表示鼓励和肯定,认为基础很好,建议适当加工之后出版。不久我就走上了工作岗位,接着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三言》、《二拍》都被划归封建糟粕范畴,这部书稿就好比被窒息的婴儿夭折在摇篮里,如今记不清塞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1965年7月18日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短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评论中的两个问题》。我因此感到愧对宁宗一老师的教诲,每当见到他时都会表现得手足无措。

1962年夏天,我从南开大学毕业,险些没拿到毕业证,原因是我的体育成绩不及格,后来做了一套劳卫操,让我蒙混过了关。我大学阶段专业课的成绩还可以,政治鉴定的第一句话是“五年来一贯要求进步”。对于工作分配,我希望能到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或高校工作,至于什么省份、什么地区都无所谓。为了表达我的壮志豪情,我在《人民南开》校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再见,马蹄湖——一个毕业生的心声》。文中关于“伯父”的描写纯属虚构,但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则是真实的:

 

南临中心花园,北倚行政大楼,西引新开湖,东连荷花池。两株柳树,苍老遒劲,跌宕生姿,一左一右,守卫着你的门户——呵!马蹄湖,你是南开园的掌上明珠。

记得五年前的一天,当我们接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理行装,准备北上的时候,伯父把我叫到身边,打开他那珍贵的资料本,指着一张磨损的照片对我说:“这就是马蹄湖,也是我生命之树开花的地方。”我看那照片,败叶枯枝的杂树下横躺着一口草莽芜蔓的寒塘,宛如旧中国这匹羸弱的老马在历史的古道上遗留的蹄痕。然而伯父却向我描述道:“哎,马蹄湖其实很美呢,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日子里,久失修葺,才显出了憔悴的模样。”

伯父是老南开的学生,当年以六十比一的比例考入经济系的。在马蹄湖畔,他苦心攻读了四载;在马蹄湖畔,他也曾舒展过幻想的翅膀;也许在马蹄湖畔,爱情还引起过他心房的第一次激荡。然而,毕业之后,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前途,是饥饿的巨口。十多年来,宿雨餐沙,命似浮沤,冲天有志,奋飞无术。于是,他青春的光华暗淡了,他意志的棱角摧磨了,他理想的鲜花萎谢了。回首解放前那些灾难的岁月,就像秋夜的一片沙漠。然而马蹄湖却如同一颗萤火,在他迷茫莫测、凄凉黑暗的生活中闪耀着唯一的慰藉之光。

一天一天地积成了一月,一月一月地积成了一年,转瞬之间,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又结束了。五年果木果满园,五年种木长风烟。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我也来到了马蹄湖边。不是为了重踏伯父青年时代的足迹,而是为了告别马蹄湖,迈上新的人生旅途。

这时,金色的朝阳从乳白色的薄云里露出她温柔的笑脸,轻轻地唤醒了马蹄湖。湖中心的白莲,褭褭婷婷;睡莲,玉锦团团。

在百花之中,荷花的根植得最深,因而它的生命力也最顽强。荷花沐浴的是阳光,吸收的是水分,所贡献出的却是它的一切:根、花、茎、叶。凡有利于人类的,即使分身解体,也热诚勃然,勉励以赴,并且永远保持着素雅恬静的姿容,宛然自在,毫不骄矜。荷花不单可以作为馬蹄湖的表征,而且还可以毫无愧色地作为新一代南开人的表征。想到这里我拿起了照相机,决定把马蹄湖的晨景摄下来,让这张新的照片带走伯父脑海中陈旧的记忆,让这张照片激起伯父蜇伏的青春热情。

再见,马蹄湖,你的儿子就要远行。好男儿慷慨着先鞭,万里惯长征。不论是雅鲁藏布江的篝火,不论是新疆玛拉斯河畔的新城,不论是萝北草原的荒地,不论是西双版纳的丛林,都向我大敞胸襟。我的生命将要像马蹄湖中的荷花那样盛开,红的是火热,白的是忠贞。

马蹄湖,南开园的掌上明珠,历史的忠贞见证!你将永远镶嵌在我的心上,你将永远照亮我的生活航程。

 

——原载《书屋》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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