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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花”的名衔  

2010-07-22 17:08: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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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花”的名衔

贺越明

 

在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交际花”这个词本无褒义,故而即使有某位女士被称为“交际花”,其本人通常也不会以此自炫,毕竟听上去总有点那个。不过也有例外,“京城名女”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海南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专门讲到当年她对纽约的一位心理医生痛陈“复杂的家庭关系”:“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一个是个知识分子,他们过不到一起,所以就分开了,有三个孩子,一个自杀了,一个疯了,还有一个也是半疯,他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而且藏在中国”;“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因为我外婆不能生孩子”;“第三个老婆原来是一个上海黑手党青红帮的头头杜月笙的情人,我外公是黑手党的律师,他们在重庆的时候互相换了情人。”洪晃的外祖父章士钊有妻妾三人,老外或许会吓一跳,但在他本人却很正常。老先生早年不光是大律师,还曾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是赞助过青年毛泽东的同乡故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地位相当尊显。那位按小时收费昂贵的心理医生也不含糊,刨根问底:“你妈妈的亲生母亲你见过吗?”洪晃答道:“我妈妈的亲生母亲是原来上海的交际花,外号叫‘康克林西施’,我妈妈是私生女,所以让别人领走了。”她没回答是否见过真正的外祖母,却透露了其乃“上海的交际花”,而母亲系被人“领走”的“私生女”。书中的这段对话,原汁原味,写得很有纪实性。兴许是从小就吃洋面包的缘故,洪晃知道“交际花”在欧美国家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对外婆的交际花身份并不避讳。

不仅作为外孙女的洪晃不忌讳,岂料她的母亲章含之女士也不介意谈论生母的这个身份。2002年,章含之在一家卫视的访谈节目中坦承,她是一名私生女,而其生母是“交际花”。按照认知的先后,应是洪晃接受、承继了母亲对外祖母的这一定位。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章含之的前夫亦即洪晃生父洪君彦,也认同了章的生母为“交际花”的说法,在他撰写的《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中有“章含之洒泪认生母”一节,说“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这一笔让人恍然知晓:章的生母拥有“交际花”的名衔,原来却是一位卖金笔的售货员!该书还写道:“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非常震惊。”

不知道读者获悉章含之女士的身世后是否也“非常震惊”,其实最先披露这一秘闻的并非洪君彦,早在1989年7月,《上海滩》月刊已发表老报人徐铸成的《康克令小姐》一文,忆述1936年他从汉口到上海时得知,永安公司的自来水笔柜台有一位专售Canklin牌名笔的小姐,“顾客为之风靡”,其时“适以旧用之帕克笔损坏,乃花了四块袁头,去买了一支康克林,得以一展这位小姐的风采,果然明眸皓齿,不负众望”。后来,这位小姐豹隐,因有位年轻的豪客天天光顾,至则必购一笔,积久缔结良缘,金屋藏娇。但翌年又生变故,原来那青年使君有妇,其父不惜一切代价拆散这对鸳鸯,最后小姐求助于大律师章士钊,与对方对簿公堂,终以获偿五万元了断冤孽,而二人已生下一女,则获判女方抚养。当康克林小姐另觅佳偶打算结婚时,又由章士钊夫妇收养其女。不消说,名噪一时的“康克令小姐”正是谈雪卿,被视若螟蛉者即现称“末代名媛”的章含之。多年后,女作家素素在其《前世今生》一书中,将上述内容重复演绎了一遍,却给当事人谈雪卿添加一个“交际花”的名衔,想来是受章含之或洪晃的言辞影响所致。然而,对这桩真人真事不管怎样描述,基本情节如同当下城市里那些“二奶”或“小三”的经历,看不到其间有“交际花”的裙裾飞扬。

“交际花”一词,民国时期专指那些在社交场中活跃而有名的女子。一甲子前陈定山所著《春申旧闻》列举“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唐瑛、陆小曼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这些名媛的共同特征,不外是容貌出众,风姿绰约,才艺过人,谈吐不俗,手腕高超,周旋在一群达官贵人之中。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沪上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等都有这类交际花租住,而长期在“国际”、“金门”和“华懋”等特级旅馆包房间的则档次更高。自然,交际花不限于上海一地,曹禺先生创作的话剧《日出》的女主角陈白露,便是活跃在津门黑、白两道间的交际花,属于那个社会大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回头来看,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当年只是某个“富二代”始乱终弃的牺牲品,不似凭色相、手腕悠游于男人堆里的“交际花”,在整个事件中显示出一个被损害的弱者形象,所以才求得大律师主持公道。所谓“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之说,诚不知何所据而言?

话说回来,除了那类社交场上公认的“名媛”,日常生活中人们还用“交际花”泛指某些与异性关系随便的女子;五十年代后,更是专门形容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女性,带有明显的贬义;到了“文革”时期,“交际花”的含义几近“破鞋”,谁被冠以此名谁倒霉,常人避之惟恐不及!洪君彦的书里提到,章含之直到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找上门来方知自己的身世。这就是说,其生母谈雪卿在她之前还生过一个儿子,是否“未婚生子”待考,至少说明章母在男女关系上有些“随便”。可是,从这个层面解读其“交际花”的名衔,又无异于贬低或轻薄先人,恐怕有违章含之、洪晃母女的本意了。

那么,究竟为何给自己的生母、外祖母冠以“交际花”的名衔呢?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不外乎两个因素:客观上,举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商品交易无处不在,甚至连青春、性亦可待价而沽,有关“交际花”的书则出了一本又一本,这个名衔嗅上去已无臭味,而其象征的阔绰生活、豪华排场和灵通手腕,更是不少女子艳羡和向往的理想境界,何况比起人身依附于官员、商人的那些“二奶”、“小三”,不时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交际花”还高出一筹;主观上,既然养父章士钊是往来皆政要的重量级名人,下一代是“末代名媛”(亦称“红色名媛”),再下一代又是“京城名女”,而先人只是个卖金笔的售货员总有些不合头寸,很有必要“拔高”一下,但生前不是歌手,也不是影星,又不是舞后,更不是才女,于是笼而统之的“交际花”便成了最到位的名衔,不是贵族也与贵族“接近”,血脉之尊贵就不在话下了。个中缘由是否如此呢?因为事关经济大潮驱动下的某种社会心理嬗变,足以费人思量而一言难尽!也许,对此类将先人的身份随意涂抹的举动,原本就不该是局外人揣测动机并探究缘由的。

 

——原载《书屋》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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