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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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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也是牢房  

2010-09-30 10:18: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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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也是牢房

——卡夫卡作品启示录

陈为人

 

(一) 

谁是牢房的监管者?上帝,还是社会制度?尼采说是上帝,福柯说是社会制度。逐走上帝、取消社会制度,牢房就不存在了?卡夫卡说:“不!没有上帝或社会制度,身体也是牢房。”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说:《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小说以一个猿猴自述的口气,描绘了人类把一只猿猴驯化为一个“达到了欧洲人的平均教育程度”的人的过程。用卡夫卡的话说,就是“一只昔日的猿猴需要经过什么途径才能步入人类世界并取得安身立命之道”。

小说中对猿猴心理的描述是意味深长的: 

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找到一条出路,但出路绝不是靠逃跑能够获得。现在我仍说不上来,当时逃跑是否真的可能,但我想是可能的,逃跑对于一个猿猴来说总是办得到的。今天我用牙咬一般硬果都得小心翼翼,可那会儿我稍用时间准能把门锁咬开。可我没那么做,就算成功了,结果又能怎样呢?可能还不待我探出脑袋就又会被人捉住,关进一个情况更加恶劣的笼子里;我或许能悄悄地跑向其他动物,比如说我对面的巨蟒,然后在它的“拥抱中”死去;或者我会成功地溜上甲板,蹦出船舷,跳进水里,那么我只能在茫茫大海中晃动片刻即葬身海底。这纯粹是绝望的愚蠢举动。当时,我可不会像人类那样精细算计,但在环境影响下,我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深思熟虑所驱使。

当我在汉堡被送到第一个驯兽人手里的时候,我很快就意识到,有两种可能摆在我的面前:要么进动物园,要么进马戏团。我毫不迟疑地告诉自己,要全力以赴进马戏团,这就是出路。动物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笼子,一旦进入,便失去一切。

先生们,我在拼命地学啊!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在想寻找出路的时候才玩命地学习。学习要不惜代价,要用鞭子督促自己,即使有些小的不到之处也要撕心裂肺。猿猴的天性滚动着离我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只自然界的野性猿猴消失了,一个驯化成的“新人”诞生了。

我一向为马戏团的驯兽表演惊叹:狗显得那么乖巧,二加三等于几,狗会“汪汪汪汪汪”叫五声。狗表演得出色,人就给狗的嘴里喂几块糖作为奖励。猴子表现得更为善解人意,做着各种高难度的模仿。于是,猴子也得到了使它馋涎欲滴的桃、香蕉。只要是尝到了甜头,连狗熊也会用蠢笨的动作表现其憨态可掬。海狮也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他表演起来乐此不疲。就是那个脑门上顶个“王”字、具有王者风范的老虎,也会在驯虎女郎的旨意下,顺从地冒着危险在火圈中钻来钻去。人真不愧是万灵之长,人的才智和灵气表现在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生物的本性弱点。“因材施教”,或威逼,或利诱,把它驯化,为人所驱使。

动物园里的牢笼是有形的,动物园之外,牢笼无处不在。生存欲望成为身体的牢笼。

关于《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一文,卡夫卡以下的话也可作为注解:在古特林先生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后说“瞧,伯爵先生到猴子那里找他的祖先”时,卡夫卡回答说:“现在的问题不是祖先,而是后裔。”又说:“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世界上很快就只有成批生产的机器人了。”

卡夫卡在小说《苦难的开始》中,对马戏团那个“空中飞人”的心理,做了生理学层面的剖析:那个一直“享受着自由空间”的“空中飞人”,职业形成了他昼夜生活在空间的习性,久而久之已经无法再适应返回地面生存。空中是广阔的,“天高任鸟飞”;地面是污浊的,是“沼泽地的艰苦跋涉”。每次变换演出舞台,需要暂时回到地面,他都会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直至在新的空间安顿下来……向往飞翔成为他生命的本能。

一个虽然长了翅膀却没有飞翔能力的鸡鸭,一生一世也无缘感受自由飞翔得来的快感,享受到的只是在草窝中刨谷物、在污泥里觅吃食的满足。虽然,这也不失为一种生存方式。它们已经丧失了“鹰击长空”的翅膀。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鸡却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野生和圈养,成为生存悖论的命题。

“自由飞翔”,大概是渗透于人类潜意识之中的一个不灭的梦。早在几千年前,古希腊神话中就讲述了伊卡罗斯“飞翔”的故事:伊卡罗斯用蜡为自己打制了一双翅膀,然后向蓝天飞去,当他飞离太阳越来越近时,太阳的热量融化了蜡制的翅膀,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只落得悲壮地坠落大海。

人的命定,大概谁也无法摆脱强大的“万有引力”,飞离生斯养斯的那块生存的土壤。

《泰坦尼克号》上有个经典镜头,就是那幅张贴到五洲四海的广告画:杰克和罗丝在船头上,张开双臂,高喊“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广告张贴画升华为人类的图腾。

人,大概都有飞起来的愿望。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去尝试“蹦极”,大概也是追求这种“飞起来”的刺激,做一次自由飞翔的体验。

徐志摩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掷却皮囊,飞出这圈子。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呼唤。

卡夫卡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所以现在写动物的书这么多。这表达了对自己的、自然的生活的渴望,而人的自然的生活才是人生,可是这一点人们看不见。人们不愿看到这一点,人的生存太艰辛了,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想象中把它抛却。”

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曾摇撼着那么多观众的心灵,其中折射出的大概就是弗罗姆所说的“社会集体潜意识”吧?

卡夫卡还说:“今天的人们走得更远了。人类回归到动物,这比人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这是精确地计算好的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

卢梭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对“身体也是牢房”的另一表达。 

(二) 

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究竟寓意了什么,象征着什么?近一个世纪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不休。

卡夫卡的“城堡”写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像是一次离奇的梦游:

一个叫“A”的人在城堡外游荡,A想走进城堡,成为城堡中的正式一员。但是,A找不到城堡的大门,而且,他还没获得通行证。于是,A和一个女招待结了婚,因为这个女招待曾是城堡内官员的姘妇。借助这层关系,他可能见到这官员,并取得居住证。过了好几年他才明白,事情远非这样简单。那位所谓长官,也是个只见过城堡大门而不知城堡内幕的人。以后,他又干了许多徒劳无功的事情,到死也未能走进城堡。城堡成为一种象征(不同生存处境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比如农民工有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联想?大学毕业生有没有进入公务员圈子的联想?)。

卡夫卡的《城堡》不是钱钟书的《围城》。钱钟书的“围城”是爱情之城,是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卡夫卡的“城堡”是政治之城,城外面的人,削尖脑袋想钻进去,而城里面的人,一旦进去了,那是不到灰飞烟灭不会出来的。

高尔基曾对写作者发出“走出彼得堡”的呼吁,这句名言也许从另一侧面说明着卡夫卡“城堡”之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和难以摆脱的约束力。

卡夫卡说过这样一番话:“比如我现在回家,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际上,我在走进一座专门为我建造的监狱,而这座监狱完全像一幢普通的民宅,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把它看成监狱,因而就更糟糕更残酷。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没有了。倘若不存在看得见的镣铐,人们也就无法打碎镣铐。监狱被组织得很好,完全像普通的、并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一切似乎都是用坚固的材料造成的,似乎很稳固,而实际上却是一架电梯,人们在电梯里向深渊冲下去。我们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就听见深渊发出的嗡嗡声和呼啸声。”

卡夫卡的这段话,不妨看作是他对“城堡”的另一种描述。

卡夫卡说:“财富意味着对占有物的依附,人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新的依附关系保护他的占有物不致丧失。对物欲的追求使人丧失了身体的自由。”

卡夫卡还对一位官位坐得很高的朋友说:你的职位就是你“身的镣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卡夫卡有着一份令人羡慕薪水丰厚而且是“旱涝保收”的公务员工作。可他对这份工作却厌恶之极。卡夫卡对雅诺施说:“这不是工作,而是腐烂。每一种真正积极的、目标明确的、使一个人感到充实的生活都是具有火一样奋发向上的劲头和光彩。而我在做什么?我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个冒着臭气、折磨人的工场,里头没有一点幸福感。……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被判刑的人。”

卡夫卡还说:“我的职位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员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

你的追求成为你的羞辱。你的欲望成为你的陷阱。名缰利锁成为束缚你身体的铁栅栏。

也许,造成城乡差别身份差别的“户籍制度”,“千军万马争抢独木桥”的公务员体制……为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作了形象化的描绘?! 

(三)

恋爱是自由的,婚姻却给人套上了枷锁。卡夫卡对爱情和婚姻的反常之举,构成了“身体也是牢房”的另一层面解读。

1912年到1917年期间(卡夫卡二十九至三十四岁),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威尔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1919年春,卡夫卡认识了一个叫尤丽叶·沃里切克的姑娘,同她也订下婚约,可是很快于翌年又解除了婚约。其后,1920年初,卡夫卡认识了捷克女作家密伦娜·耶申斯卡,两人之间产生了热烈的爱情,但两人间除了为世人留下几百封“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书信”(勃罗德《弗兰茨·卡夫卡传》书中语)外,也没有结出“婚姻之果”。一直到卡夫卡1924年四十一岁去世,仍然孑然一身,终生没有结婚。

卡夫卡在与菲莉斯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的漫长四年中,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充满着矛盾。

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中,有人在心中为一个女子这样激烈、这样拼命地斗争过,就像在我心中为你而进行的斗争那样。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不断重新开始,也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卡夫卡在给菲莉斯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字句: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一个要“像一个隐居者”、要做一个“孤独的死人”的人,却还要与女子订婚,这说来不是很奇怪吗?刘小枫在《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一文中,对卡夫卡的这种矛盾心理做出深刻的分析: 

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地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每次订婚前,自己总是翻来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过,若与某个女人结为夫妻,是无法拒绝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学过法律,他当然知道,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俩人该做、只有一男一女的俩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让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卡夫卡只想点着灯看书——当然最好有一个女人依偎在身边,而这个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与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怎么办?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细致、审慎,他要在结婚前先问清楚,如果发生这类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态度。

于是,就有了那封与菲莉斯讨论袁枚与其女友深夜夺灯的事的通信。

……这个女人不是时时都守在袁枚身边,她与袁枚度过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与袁枚夺灯——熄灯做一男一女俩人应该做的事,只是想赢一次。“由于她长得美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袁枚与她夺灯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够的欢乐”。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着时时都厮守在袁枚身边,夺灯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女友与妻子的不同,不仅是伦理关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权利不同:在夫妻关系中,作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独的权利是受限制的。袁枚与女友没有婚姻契约关系,俩人的相处好像社会学家涂尔干说的有机连带,是情意的相契,无需法律上的契约来拉扯——兴许这里还可能出现爱情。 

卡夫卡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活下去”和“生存”成为对立的概念,这本身就构成一个“芝诺悖论”。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卡夫卡之所以渴望自己建立一个家庭,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逃离父亲专制的“牢笼”。

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位退位军人,经过多年的经商奋斗而小有成就。在卡夫卡眼里,父亲如天神一般强悍,如上帝一般威严,以致原本就瘦弱胆怯的小卡夫卡常因父亲粗砺的嗓音而吓得发抖。卡夫卡在小说《判决》一文中,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父子间这种严重的“对立”情景。

结婚,成为卡夫卡摆脱父亲阴影的手段。卡夫卡误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拥有自己的“天堂时间”。

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这么形容他企图通过结婚摆脱父亲统治的打算:“这要求的太多了,人是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的。就好像一个人被关起来,他不只是想逃出去(这也许是做得到的),而同时又想为自己把这监狱改建成一座宫殿。假如他逃跑,他就不能改建;假如他改建,他就不能逃跑。”

卡夫卡很快发现,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纯属“前门拒狼,后门迎虎”;望梅止渴,饮鸩止渴;走出一个牢房,跨入另一个牢笼。

卡夫卡在经历了与菲莉斯的婚姻悲剧后,痛定思痛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哀叹: 

同女人在一起生活很难。人们这么做,是陌生感、同情心、肉欲、胆怯、虚荣逼出来的。只在深处才有一股溪流,它才称得上爱情,这爱情是找不到的,它转眼即逝。

爱情不是找到的,它并不在人生中的某个地点可以让人去找。

人们只可能在生活中偶然撞见爱情——相反的情形也极有可能:终身撞不见爱情。婚姻就不是这样,它不断地作为一种人性的、社会的要求出现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地点,如果要找婚姻,是可以找到的。 

冲破身体的牢笼,成为卡夫卡内心的渴望和追求。

卡夫卡在饱尝了生存的艰涩苦辛后,犹如《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那只猿猴,《一条狗的研究》中的那只理性的狗,痛定思痛地喊出了发自肺腑的生命呼喊。这是杰克·伦敦笔下那只雪虎的“荒野的呼唤”:

“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另一个地牢。”

一个人用生命经历总结的人生感言,值得我们耸耳聆听。

 

——原载《书屋》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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