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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日志

 
 

元曲的背后  

2010-10-20 10:54: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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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的背后

赵其钧

 

元代文人在民族歧视、文化歧视的困厄之中,沉浸于“几曲宫商大用心”,“笔端写出惊人句”,展示了一代文人的才情与识见。问题是那些揭露黑暗,伸张正义,直言“贼做官、官做贼”的散曲与杂剧,以其通俗性、生动性、深刻性广泛流传于社会,对于元蒙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显然是一种不满与抨击,为什么没有遭到打压、封杀,而任其生存、传播,乃至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呢?这,似乎很令人费解。

你看,紧随其后的朱元璋就认为这是元代统治者最大的失误、最大的教训。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然歹人恶严法,喜宽容,谤骂国家,扇惑非非,莫能治。”〔1〕即位之后独揽军政大权的朱元璋自然也能说到做到。比如“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全国学校,镌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不遵者以违制论”〔2〕,其中就有:“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这就是说对于社会问题、国家事务,读书人要一律“闭口”,而且连死去一千多年的孟子也不能例外,那是因为“上(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3〕!不过,也别为孟夫子庆幸,人虽早死,事未必了,有权者总是有办法的。于是把“他”逐出孔庙,把《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等八十五条,一并删去,变成《孟子节本》。再比如他还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其实“用”了也未必不杀,诗人高启被他“用”过,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都因为朱元璋感到在诗文中触及了他的淫荡,讥讽了他的出身,被腰斩、砍头。当然被他斩杀者不仅是文人,也有武将,明初影响最大的“胡(惟庸)蓝(玉)之狱”,所诛杀的文武大吏、列侯功臣就有五万多人,如此血腥之“猛”之“严”,能保住子孙万世之帝业吗?不可能!“眼前将相堤防易,身后儿孙位置难。燕子飞来金阙冷,年年石马啸荒寒”(赵对澂《孝陵》)。是的,“猛”未能改变明之亡,就如吴晗先生说的:“知识青年对于现实政治不能说话,不许有声音,明太祖的统治就巩固了。可是,他没想到代替说话的是农民的竹竿和锄头,朱家的政权,到后来还是被竹竿和锄头所倾覆。”〔4〕

而元之亡也并非“以宽而失”,更不是元蒙的制度在这一方面特别开明。请看:“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刑法志》三)“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元史·刑法志》四)等等法规,其“猛”,其“严”,也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可是元代文人并没有因此被吓退而缄默不语,恰恰相反,文坛上热热闹闹,佳作累累。那是不是元代文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惧流放不畏“处死”呢?也不是。“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白朴〔中吕·阳春曲〕《知几》)!可见元代文人对于生命的存在倒是十分在意的、珍惜的。实际上元代文人那种“见法不避”,主要还是因为元蒙统治者“有法不行”,或者说“此法难行”,也许更准确一点,这样才出现“你说你的,我唱我的”,各行其是的现象,元蒙统治了近百年,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就绝非偶然。

元人陶宗仪曾说过:“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5〕即或像颇为亲儒重道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汉文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6〕,可以说终元之世,元蒙统治者对汉文化要么歧视、漠视,要么虽重视亦不熟悉。因此,“刑法”上虽然写得清清楚楚,但要具体分析、确认什么叫“妄撰词曲”?什么是“犯上恶言”?什么是“讥议”?对于连汉字不识,或识不得几个的人来讲,实可谓茫茫然不辨东西,更别说面对文学创作中的诸如谐音、谐意、隐喻、象征、反言显正、引古喻今、旁敲侧击、寓庄于谐等等表现手法。正如无名氏杂剧《十探子大闹延安府》中的回回官人对厐勣讲的:“你休说我是个回回人,不晓的这汉儿的道理……”这话很实在,也很形象地反映了元蒙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生疏与隔膜,对于文学艺术的内容、特点与功能自然也就缺乏理解与重视,所以他们对杂剧、散曲的创作与演出较少干预、难于干预,也就不难理解,这在客观上就为其提供了一个看似严酷,实则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文网”的出现虽然源于权势者的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以及他们脆弱的神经,过敏的心理。但是,往往也少不了“文化人”的参与,而且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其生拉巧解,无中觅有,不择手段,借势制人的本领绝不可小觑,有时甚至超过权势者,这就如王业霖先生说的:“狗总是跑在前面的。主子虽然这么说了,但它们总要再往前猛冲一阵,狂吠一通,灵鼻不停搐动,总要嗅出个异常来才甘心”〔7〕。是的。穿凿附会,罗织诬陷苏轼诗文的不就是权监察御史里行(权,代理;里行,见习)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官员)李宜,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等人吗?他们先后四次上章弹劾,不就是暴露了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决心吗?所以那元蒙统治者由于文化的生疏、隔膜而“不晓的”,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朝野上下各族“文化人”还是不少的,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就考证了一百二十七位色目人具有汉学造诣。萧启庆先生《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一文考述了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一百一十七位。造诣高超者亦大有人在〔8〕。再说元代中后期重开科举,学习和通晓汉文化的各族人士,自是大有增加。他们中为什么没有人去“嗅”一“嗅”,“狂吠一通”,以示忠心,邀动请赏呢?这其中恐怕也不无原因。比如说:元王朝统治内部的纷争、杀戮、黑暗、腐朽,稍有良知的官吏不仅深知深感,且时时如履薄冰。不忽木就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师事王恂,就学许衡,通晓汉文化,是世祖、成宗两朝重臣,深受赏识。他在套数〔仙吕·点绎唇〕《辞朝》中,虽然说了“感谢君恩厚”的话,但更多的还是“臣怕饮的是黄封御酒”的情绪,“臣向山林得自由”的渴望,“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的忧恐,鉴于此他才有了这样的向往——“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淡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木食,胜如肥马轻裘”。不忽木,康里部人,其父燕真,从元世祖征战有功,他的身世、地位与汉族文人迥异,然因其对人生、世事、仕途的参破,同样唱着与汉族文人声息相通的调子,而且有的话几乎无须“上纲上线”、“引申挖掘”,也可以说是离心离德,心怀怨恨,含沙射影,“妄撰词曲”。还有蒙古族的孛罗御史也唱着:“懒簮獬豸冠,不入麒麟画。……卖了青骢马,换耕牛度岁华。利名场再不行踏,风波海其实怕他。”(〔南吕·一枝花〕套《辞官》)

我们再看看阿鲁威,这位蒙古的达官贵族,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英宗至治年间任泉州路总管,泰定帝泰定年间(1324—1328)任翰林侍讲学士、经筵等职,可是随后即挂冠南游,闲居杭州。而且还唱出了“烂羊头谁羡封侯?斗酒篇诗,也自风流”(〔双调·蟾宫曲〕)。公元二十三年淮阳王刘玄称帝,年号更始。“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以古喻今,直斥元代官场中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奸佞贪婪之徒盘踞高位。“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如此腐败的功名爵禄,避之犹恐不及,谁去羡慕!不平之愤,跃然纸上。怀有如此观念、感受、心绪和选择的人,大概是不会充当“跑在前面的狗”,去狂吠乱咬,去罗织文网,祸害彼此声息相通的人。

至于汉族官员在民族歧视、文化歧视以及专制政权内部相互倾轧的官场中,稍有清醒、正直、自尊的人,总难免压抑与郁闷,也难免对仕途险恶的不安与自警,而且面对苍生之苦、黎民之艰,也痛感无能为力,这些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下。比如卢挚,“年及弱冠,疵贱姓名,已登仕版”〔9〕,二十岁左右进入官场,经世祖、成宗、仁宗三代,历任江东道提刑按察副使、陕西提刑按察使、河南府路总管、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迁承旨等职,可以说仕途坦顺,官居高位,文负盛名。然而,就是这样一生为官的重臣,也难免内心的矛盾、挣扎与忧惧,请看: 

邯郸道,不再游,豪气傲王侯。琴三弄,酒数瓯。醉时休,缄口抽头袖手。

〔商调·梧叶儿〕       

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熬。

〔双调·沉醉东风〕《闲居》         

身在府衙,向往“种瓜”;忙着官务,却想“袖手”;一肚皮不满,只能“缄口”;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差呢?这其中当然深含着他对人生、世事的诸多体验与感悟。对于这一点陈草庵说得就比较爽快了,他自己说:“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10〕历任监察御史、河东、山东、陕西、河北廉访使、潭州府尹、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等职,也同样想着归隐的安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今日仕途非向日。贤,谁问你;愚,谁问你?”还不仅仅如此,你看: 

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 

贤愚不分,是非缠身,不要自尊,也无法消停,天尚有过,你能没错?说你错你就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么,“何须自苦风波际”,“身心常在他人彀”,实不如弃官归隐,“高卧清荫”,“栽花”,“看瓜”。

仅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不同、身世各异却彼此呼应,共同唱出了一个文化危机、政治污浊的时代中官员的心态与生态,至于那些早被边缘化的落魄文人就更不必说了。试想人人都觉得“命悬君手”,吉凶难测,而又满怀愤世之情,远离风波之心,哪还有揽“闲事萦心”的兴致,更别说去告密,去充当跑在前面的“狗”,又何况“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感共鸣呢!

元蒙统治者的铁骑横扫欧亚,入据中原,建立大元朝,皆以兵戎相见,武力制胜,这种“以力伏人”的经历与荣耀,牢牢地铸造成一种重武轻文的信念。这种信念既导致他们自己无意学习文化,也导致他们对文治的轻视与冷漠,当然也就不在意几句诗文、几出杂剧能够威胁、动摇大元江山。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心理。例如对于民间的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他们十分警惕,《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四规定:“诸神庙仪仗,止以土木纸綵代之,用真兵器者禁。……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拄杖者、禁之。”甚至铁质农具也在禁用之列。“禁”之多,“禁”之细,令人啼笑皆非,不可思议,然其意之所在、心之所惧则十分清楚,那就是“武力”二字。却未曾想到来一场空前的“禁书”、“焚书”、禁用笔墨纸砚,岂不知拿起笔,不也是可以“作刀枪”,而且“笔比剑更有威力”(拿破仑语)。可见批判的“武器”、精神的“武器”,在他们的心中是远不及刀枪棍棒的“威力”。再比如,他们对百姓“起集买卖”、“祈赛神社”等等,都害怕“生事不便”,严加禁止。而对聚集众多文人、艺人的大都“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杭州“武林书会”、“古杭书会”,却未加禁止、取缔。所以元蒙统治者的“轻文”,应该说也带来了另一面,那就是客观上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较为宽松,如果像对待“铁拄杖”、“铁禾叉”、“起集买卖”、“祈赛神社”那样,这也禁,那也禁,是不会出现“书会”这种戏曲作者、艺人广泛而活跃的组织,也很难有元代文人率性而独立的精神文化,也很难有绝少避忌的元曲的生存与繁荣。

 

注释:

〔1〕(明)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一《皇帝手书》。

〔2〕〔4〕吴晗:《明初的学校》,《读史劄记》,三联书店出版1975年版,第338、339页。

〔3〕(清)全祖望:《辨钱尚书争孟子事》,《鲒埼亭集》卷三十五。

〔5〕(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7〕王业霖:《中国文字狱》,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8〕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页。

〔9〕(元)卢挚:《移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乞致仕牒》。

〔10〕(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二《析津陈氏先茔碑铭》。

 

——原载《书屋》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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