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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的事业与恐怖的记忆——读阿克顿勋爵的《法国大革命讲稿》 | 上篇  

2016-04-05 11:27: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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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长青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3年第5期




壮丽的事业与恐怖的记忆——读阿克顿勋爵的《法国大革命讲稿》 | 上篇 - 《书屋》杂志 - 《书屋》杂志官方博客

 
约翰·爱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自由主义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的《自由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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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目的,当时一般智识水平的人是难以预期的,就是每一个革命阶段的领袖也无法控制革命的局面或走向,因为他们心中只存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激情,至于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则只有观念而还没有蓝图。大革命中,各种策略激烈冲撞,各式党派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至于杀人无数,血流成河。


怎样看待这场大革命,阿克顿勋爵提醒说:任何人,如果不读米什莱(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是不可能知道大革命的壮丽的;如果不读泰纳(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则不可能知道大革命之恐怖。”壮丽的事业怎么和恐怖的记忆交织在了一起,难道是历史文献编纂者的错误吗?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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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Fran?ois Callet:《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路易十六,身着圣装》,1789年。布面油画,278cm X 196cm,现藏于凡尔赛宫


法国人之痛恨国王路易十六,有人说是因为他的王后太奢侈,以至于人民不堪重负,这多少有点像事后的托词,也过于简单。假如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一般民众基于感觉的抱怨,也许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社会影响。


当时的欧洲或法国,就有一些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冉森派信徒多马,他是法学家兼哲学家,他说:“立法应当服务于人民,也应当由人民来立法;废弃一位恶劣的国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人民的义务所在。”另一位神学家儒里厄则声称:“只有人民拥有某种无条件合法的权力,即使在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还有一位被称为“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奠基人”的费纳隆甚至认为:“国王几乎都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不应该进行统治,而只能执行法律。统治的权力应当交给地方和中央的国民议会。”这人被阿克顿称为“文人中反叛思想的真正创始人”。“从他开始,嘲弄和羞辱君主的态度流行起来”。


世俗的权力(王权)既已遭到不屑,怀疑宗教的情绪也大行其道。同时,法国知识分子又从英国人的实践中得到信念:“神学上的争吵并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而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的成功,使得其国力强盛了几十年。于是,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就确保社会稳定而言,革命已经成为比传统更奏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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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 1778),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还在大革命前二十年,卢梭就在法国成为如日中天的人物,他想根据自身的“经验”来治理整个世界,而他那来自“日内瓦共和国”的经验,阿克顿勋爵评论说:“也仅仅是他从基本原则中推想出来的,并非他亲身经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任命或罢免官员,授予或收回权力,他们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以反映自己利益的权利。”卢梭追求的是将纯粹民主制度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而对即将到来的民主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却毫不留意。


他的激进思想盖住了孟德斯鸠的光芒,而后者虽然认为人类唯一应当追求的东西,是那个“无母而自生的东西”——自由,但这种自由应当是有节制的,而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自由。孟德斯鸠的目的是要让“自由”和“君主制”和谐相处。而另一个人杜尔哥,则从思想上给出了这种“进步”是可能的。


他以新的科学的兴起作类比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他说,“此前的人们‘在原罪的重负下’,一直认为自己是堕落的,根本就不成立”,于是他宣布:“不断的增长和进步是人类生活的法则。”他的学生孔多塞因此而写出了那本《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历史是在发展而非任意变化;进步既指知识,也指道德”。他教导人类要认识到,“未来跟过去不同,未来要比过去好”。孔多塞比他的老师杜尔哥走得更远,他声称,“烧掉历史档案,世界将获解放”。在政治上,杜尔哥认为“绝对君主制也是会进步的,国王会成为首席公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干人民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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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 – 1781),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起初被认为是一位重农主义者,今天则被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认识到农业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经济学家


很显然,杜尔哥是一位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希望借绝对君主制之手让专制制度停止运转。“受害者自己救自己,痛苦反而会持续得更长,必须由制造痛苦的人来救他们”;“那些已经干下坏事的权力,正好足以用来消灭坏事”;“比维持现状显然要困难得多的大转型,并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的,因为,这项工作主要就是废除黑暗时代形成的邪恶的东西而已”。但是,杜尔哥利用王权改革国家的政策立即遭到国民议会的拒绝,他的“君主制”是“国王君临一律平等的大众之上”,而卢梭的君主制则是“大众通过国王的代理自己统治自己”。


也就是说,发生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交替之际法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存在两种理念,其一只是警告、进谏国王主导变革,和热情地要求保王;另一种则是推翻国王来进行变革。而其最后演变成为“狂暴地呼吁进行报复,激烈地要求火与剑”。在1789年法国议会开幕之时,各方意见尚能保持一致,而1789年的改革之后则是大爆炸,不仅是君主制被彻底埋葬,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还上了断头台,“人民的统治”实现了,然后到1793年新的独裁者罗伯斯比尔及其雅各宾专政的覆灭。这期间,导致剧烈动荡的原因,阿克顿勋爵总结道:“宪法与开明的绝对君主制;旧法律的修修补补与从头起草新法律;代议制与直接民主;人民控制与人民治理;通过契约进行统治的国王与接受指令进行统治的国王,冲突无法调和。”


“在法国兴起,并在革命过程中相互冲突的几类不同政治思想,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些思想就好比汽油,而点燃这桶汽油的火花,则是由美洲《独立宣言》的实现提供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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